小说阅读网 > 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最新章节 > 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 第七章 保卫大武汉

    一、计划“七七”纪念

    台儿庄的空头胜利,我们虽然闹了一次扩大宣传周,并没有把敌人骇退。敌人照着它的预定计划进攻徐州,五月十九日终竟把这个陇海线上的重镇攻陷了。敌人最初的计划,据传是将采取大迂回的包围战略,沿陇海路西进,再夺平汉线南段以拊大武汉之背。但这一战略,由于六月十一日的黄河决堤,使豫东成为泽国,也就化为了泡影。

    那次黄河的堤岸在开封西北五庄、京水镇、许家堤等同时溃决,我们对外的宣传是说由于敌人的狂炸,但其实是我们前线将领奉令掘发的。这是我们的传统兵法——“水淹六军”。但敌人被淹没的非常有限,而我们民间的生命财产倒遭受了无可想象的牺牲。敌人的迂回战略受了挫折,却采取了正面进攻的战术,以五路大兵由长江下游水陆并进,直接攻取武汉,于是使苟安一时的当局也不得不发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呼声。

    这时须得我们做做工作的机会又算到来了。

    是在六月十二日安庆失守以后的事。在一次宣传会报上,讨论到了纪念“七七”周年的问题。

    这宣传会报是自三厅成立以来的一个经常的聚会,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中央社、卫戍司令部、军令部、政治部,三厅的重要人员参加,以后又加上了三青团。每礼拜定期举行一次,交换情报,决定工作方针,颁发每周宣传大纲,而一切工作大抵是由三厅总其成。

    这一次讨论到了“七七”纪念,照例又推定了我来拟具计划。计划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的纪念方法,另一部分是《抗战年鉴》的编纂方针。前一部分是我拟的,主要是规定“七七”为抗战纪念日,通令全国普遍开会纪念,举行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正午十二时全国默哀三分钟,颁发告人民书,告前线将士书,告国际书,进行征募寒衣、药品、献金等计划。扩大慰劳运动,慰劳前线,慰劳后方,慰劳伤兵,慰劳征属等等。后一部分主要是周公拟的,规模很宏大,由**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门提供该部门所属材料,限期完成。(这一部分后来未能圆满实现,因各机关多不负责,只由三厅编辑了《抗战一年》以为替代,由我们经手编到了三年为止。)我把两部分计划合并起来,当晚便提交给陈诚。那时陈诚、周公、黄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里面,我们要算是比邻,消息是比较灵通的。“最高”有时候也住在这儿的官舍里。那个计划,大约陈诚当晚便提交了上去,第二天我们在部里见面的时候,他便把原计划递交了给我,上面有着批示:“全部照计划进行。”因为我写计划书时,用的是洋纸印的原稿纸,因此在第二部分的编纂计划上还有一个眉批:“以后印书一律使用土纸。”这或许是对于我使用洋纸原稿纸的警告吧?

    就这样,计划得到批准,工作也就无可延宕,而且顺理成章地落到三厅的肩头上来了。

    二、特别召见

    关于“七七”周年纪念的筹备,我们采取的依然是“办而不包”的办法,把官方的党政军各机关和民间团体都邀请了来。但这一次的陈诚,惩于前一次扩大宣传周的过火,却不肯多出钱。前一次他慷慨地批拨了一万,这次却只肯出三千(这数目我记不清楚,恐怕比这还要少)。假如不够,要我们叫其他的机关和团体凑集,这事情自然是很难办的。

    正在筹备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侍从室的电话,说:委员长召见,要我立刻就去。

    这一特殊方式的召见使我诧异了。平常的“召见”大抵是在两三天前由交际处来一通知,通知时日,届时前往应召。那样的时候,人数大抵多,你必须在侧室里等候,挨到轮次,再被点呼入内。

    为什么要单独召见我呢?我实在诧惊得很:是不是他得到什么情报,认为我闹出了岔子呢?

    我赶到了湖北省**,立即被引进了客厅,使我出乎意外的,召见我的人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

    他起来,握了手,和我寒暄了一下,要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开始说话了。

    “你所拟的,唵,关于‘七七’纪念的办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来是不是已经开始筹备?”

    我把筹备已经开始的情形报告了他。

    “辞修给了你多少钱?”

    陈诚那时又兼任着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为了布置防御工事,已经到阳新的长官司令部去了。

    我又照实数告诉了他。

    “哦,那太少了,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钱才够用?”

    “这很难说的,钱多多办,钱少少办,实在说不出一个标准来。”我这样回答了。

    “不妨盛大一点啦,前一次台儿庄的时候,你们用了多少钱?”

    “那时辞修给的是一万。”

    “那么这样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准备要在签条上写,“一万五千块钱,可够吧?唵?”

    “假如连《年鉴》的印刷费也加进去,那恐怕就不够。”

    “不,《年鉴》到出版时再说。”他已经在签条上写着了:“发第三厅特别费一万五千元正,军需处长周。”又接着说,“这样可以够了,唵?大概可以够了,唵?”

    我拿着签条,要准备走了。他又留着了我:“啊,还有一件事。唵,那三种文告,哎,就是告人民、告前敌将士、告国际,请你们给我拟好,唵?拟好之后,送来我看。你以后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要钱用,随时告诉我啦,唵?”

    我每逢被召见一次,总想很快地便能离开,愈快愈好。但这次要起草文告,却不能不请求他作些指示了。他也指示了一些意见,终于让我离开了。

    三、“奉旨出朝”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

    鄙人面奉御旨,办理“七七”周年纪念——有人早就这样替我宣传出去了——应该是威风八面的事,可不是吗?

    威风确是不小,而且是使地不动而山不摇了。

    谁能说不灵验呢?往常总是争这争那的二厅、一厅,这一次可不争了。往常总是碍手碍脚的四大秘书,这一次可不碍了。

    有了特别费,政治部以外的党政军各机关,已经认定的款项都豁免了。担任了工作的,还可以到筹备处领取工作费。因此一般的工作态度也就似乎更加皈依佛法了。

    尤其有趣的是陈诚的态度。

    他在“七七”前几天从阳新赶回来了。有几个大场面是须得他来参加的,他为什么不赶回来呢?

    政治部认捐的三千元,起初也是豁免了的,但他却自动地叫总务厅拿了出来。他还对我说:尽可能地盛大地做吧,特别费不够,政治部还可以再拿钱。

    在五号傍晚,记不清是开了什么会之后了,在辉煌的电灯光下,陈诚和我,还有其他的人,在汉口的一座临着花园的走廊上闲谈。黄琪翔和吴国桢是在座的,这我记得清楚。

    话头自然谈到了纪念会的各种布置,大家都热情地期待着,认为情况一定会热烈非常。

    我说到献金台的布置上来。武汉三镇一共设五座固定的献金台,汉口三座,武昌、汉阳各一座。每一座都请一位要人的夫人(这可不知道是出于谁的提议)做台主,吴国桢和黄琪翔的夫人都是答应参加的。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置放在卡车上,汉口两座,武昌一座。

    我把这些情形一说出了之后,出乎意外地是陈诚大反其对。他说:“不行!这一项一定会大失败!哪里会有人来给你献金呢?有钱的人不会到你台上来献,没有钱的人根本不会来献。”

    “但‘献金’一项是原来的计划啦。”我抗辩着。

    “我是说你‘献金台’的计划不行,‘献金’是行的,我们找有钱的人来摊派,那是行的,但你要大家自动地来献,谁肯来呢?你们一定会大失败。”

    “我也不敢说一定就会成功,不过也不妨试它一试。”

    “不行的,”陈诚很坚决,“成绩太坏,才叫难看啦。有很多外国新闻记者在这里,这是国际观瞻所系,我看是很成问题的。”

    经陈诚这一谈,大家都像风信旗一样,倒在他那一边去了。特别“国际观瞻”几个字,似乎发生了很大的魔力。

    “怎么办呢?”陈诚问着我,有点替我焦急的样子,“好不好把这一项目取消呢?”

    “那可不行!”我也坚决地回答着,“是由筹备会经过大家决议所举办的,而且在报上宣传了好几天,没有理由来临时取消。我虽然不敢说一定会大成功,但我敢于相信不至于就会大失败。一般人民的抗战热情是很高的,积少成多也必然可观的啦。但我们所着眼的,倒还不在钱的多寡,而是在那热情的高度。”

    陈诚看见我也顽固,却缓和下来了,他又考虑到了别的补救办法。他显得慷慨地这样说:“那么这样办吧,由政治部献金一万,作为全体同人们的捐廉。”一面说着,他一面关照黄琪翔。

    同时吴国桢也受着怂恿,他答应向三业俱乐部(是妓院业、戏园业、茶酒馆业)征募三万元。

    这样便已经有了四万元的底子,陈诚和大家可安了一些心,认为面子可不至于太不好看了。

    是的,应该感谢他们的帮忙,但这帮忙的动机是什么呢?谁能说不是因为我是“奉旨出朝”的吗?

    四、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是七月六号开始的,接连举行了三天。每天在武汉三镇分别举行盛大的集会,晚来更有火炬游行,热烈的情绪不亚于庆祝台儿庄胜利的时候。

    详细的情形,我现在已经不能记忆了,但有几件事情我却记得很清楚。

    三镇虽然同时分别举行大会,汉口的会场事实上是处在领导的地位,这里的规模自然最为宏大。

    开幕的一天,在汉口方面我们请了张一麟老先生来做主席致开会辞。读者或许会感觉着诧异吧:怎么在这样的纪念大会上突然请出了张仲老来呢?

    张一麟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但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便和他决裂了。抗战发生,这位老先生很积极,曾经倡议组织“老子军”,以图杀敌致果。最值得令人惊异的,他还是推行新文字很热心的一个人!以年逾古稀的一位老翰林而赞成新文字,已经就不容易,而且推行得很热心,这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吗?

    因此,我对于这位老人是怀着敬意的。在淞沪战役中,我曾往苏州去访问过他,而且在文字上也称赞过他,虽然被当时少数“左”得可爱的人匿名写过文章来咒我,说我“瞎捧土豪劣绅”。

    还有一件大事,是国民参政会也在同一天开幕。张一麟是参政员之一,以最年长的耆宿关系,已推定由他在参政会上致辞。因此,我便想把这个“民意机关”和我们所主办的“七七”纪念大会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我们便请张仲老来主持汉口的会场。而请陈诚去主持武昌方面的会场。

    那天是晴天,为了避免空袭,大会定在八时开会。张仲老准时到了会场。但毕竟时间太早,集会的规模太大,而且是群众性的集合,不免有点拖延,没有可能准时开会。这可使张仲老着急了,因为参政会那边是八点半钟开会,他非赶去不可。

    矮小的张仲老把他的童颜愈见涨红起来,星眼愈见睁圆起来,鹤发似乎有要直竖的形势,向着我抗议:“你们这可不行!我,我还得赶到那边去致辞啦!”

    我向他道歉,也安慰着他,说:“顶多会迟到一二十分钟,我相信会来得及的,那边未必就能够准时开会。”

    “中国人办事就是这样马虎了!”

    我受着严词谴责,但我心里却愈见尊敬着他。真的,我们实在是太马虎,假如像这样的老先生更多得几位,中国不会更好一点吗?

    但还好,迟了不上一刻钟,竟在**而热烈的情况下宣布开会了。

    张仲老的致辞很简单,他以充分的热诚鼓励了大家,提高了大家的希望。他认为“七七”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还要光荣。他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让中国人永远竖起一条脊梁。

    张仲老把话说完之后,便匆忙地走了。他是否赶上了参政会那边的开幕,我没有过问。

    但我敢于相信,那边也一定没有准时开会的。

    谁能够说中国的官僚办事能够比民众团体更遵守时刻?

    五、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在当时是为一般人所相当重视的,张仲老的那样认真,也就是绝好的证明了。

    但其实那只是一套戏法,而且是照例的那一套,在今天是谁也不能否认了。

    参政会的前身是所谓国防参议会,那是在“八一三”之后(八月底)在南京成立的。那时,邀请了各党各派的领袖人物参加,起初是十五人,后来添到二十几人。每周开会一二次,听听报告,备备咨询,既无组织条例,更无办事细则,事实上只是一种官办的座谈会而已。那时中央的代表虽被邀请了,但始终不曾出席。

    现在这个细胞又扩大起来了,由二十几人扩大成为二百人,名称也由国防参议会一变而为国民参政会,不仅有了组织条例,而且还有党议的根据。

    三四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四项决议:(一)设立总裁,(二)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三)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四)筹设国民参政会。这不就是法统的根据吗?在《抗战建国纲领》上,也明明白白地有着这样一条:“组织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想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这就更俨然是一个民意机关了。

    《组织条例》是四月十二日颁布的,到了六月二十一日又经过修改,据那头一条的规定也是说;“国民**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特设”的,而且只限于“抗战期间”但总之是为了“集思广益”、“团结力量”呀!单是这些好听的辞令,已尽可以使不少的人陶醉了。

    但它的实质是怎样呢?二百名参政员中有四分之三是国民党员,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仅占四分之一。最有趣的是国民党虽然把各党各派的领袖差不多全部邀请了,而却不承认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的合法存在;所以各党各派的领袖们虽然“参”了“政”,但是在国民党的眼里也只是无党无派的“信望久著”或“著有信望”的“知名之士”而已。(在那时所谓“社会贤达”一个名词还没有产生。)

    国民党反动派的三一主义——所谓“一个主义,一个**,一个领袖”,就跟三期梅毒上了脑的一样,始终是无法炮制的。《抗战建国纲领》里面虽然也来过另一套辞令,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实也不过是换了一套衣裳而已。朕即国家,朕即民族,故朕即至上,此“一个领袖”也。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故军令必须统一,政令必须统一,此“一个**”也。意志集中于我国民党,力量集中于我国民党,一切集中于我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此“一个主义”也。

    要说这三一主义是一种狂想,那么国民参政会正是这一狂想向客观的投影之一。

    然而它依然是有作用的。作用是什么呢?与其说它是适应了民主的要求,而出于无可奈何的搪塞,毋宁是有对敌宣传的奥妙。

    敌人是最怕中国内部团结的,团结的确是一种武器。敌人进攻上海并威胁南京的时候,那“一个领袖”把这个武器小小地虚晃了一下,那便是国防参议会。敌人现在正五路进兵,进攻武汉了,于是又把这个武器大大地虚晃了一下。意思是很明白的,是想把敌人骇住,不要来!

    说穿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只是纪念“七七”的杂耍中的一个节目而已。

    六、献金狂潮

    但请看看老百姓的意气吧!

    使陈诚最担心而为他所最反对的献金台,在纪念的各种节目中,却收到了破天荒的最大的成功。这真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掀翻了整个的武汉三镇。献金的人群,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与人之间在作比赛,台与台之间在作比赛,简单的一句话,简直是狂了。

    拿日期来说,原来只规定三天,但到第三天晚上献金的人依然川流不息。足足又延长了两天。

    拿献金的数目来说,五天的结果,现金和物品的折价,超过了法币一百万元——这在当时不用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

    拿献金的种类来说,有法币,有外币,有银元,有铜元,有各种各样的物品:金手表、金手镯、白金戒指、黄金戒指、银盾、银杯、银盘、银首饰、大刀、草鞋、布鞋、西装、中装、药品、食品……凡是可以搬动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应有尽有。

    拿献金的人来说,人数总得在一百万以上。而人的种类,是什么都有。擦皮鞋的小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老妈子、洗澡堂里揩背的、茶楼酒店的堂馆……是主要人物,甚至于连叫花子也有。这些人,而且是极热心的义务宣传员,跳上献金台,放开嗓子便宣传,回到自己的岗位也在不断地宣传。他们自己不仅献一次两次,甚至献十次二十次,时时都在献,天天都在献。那一百多万元的数目主要就是靠着这些贫穷的爱国者,一角两角,一分两分地凑积起来的!有钱的人自然也有,且看那金手镯、白金戒指等便是证明,但为数断不会有贫穷人多,所捐献的总和恐怕也赶不上。那几天当中,有好多义务宣传员是吼破了自己的嗓子呀!有好多动人的插话不断地发生着,不断地传播着呀!

    新闻界是尽了宣传的能事的。那些时日的武汉报纸保存着极丰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泪的纪录。可惜这些资料,我在目前不能得到,我不能写出些更具体的事实来,使未身当其境的朋友们也同样感泣一下。

    总之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实在是远远超出乎那个二百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

    关于献金账目的报告,我们曾经有一本专书发表,是冯乃超负责编辑的。因为人数众多,数目零碎,不仅在编辑上费了很大的工夫,就在印刷上也费了很大的工夫。翻来覆去只是那些姓氏和数字,不知添铸了多少的铅字呀!但这书,我认为是最可宝贵的纪录,这是真真实实的人民的行状,其中浸润着多少爱国者的宝贵的心血呀!

    这书可惜我目前手里也没有。谁有这本书的,我希望不要轻视了它,不要以为只是一些市井小民的零碎账目而任意把它扔掉。我希望把它当成一部大有神圣意味的圣经贤传看待——不,这样还说得太菲薄了。认真说,假如今天谁还保存着这本书,我倒要奉劝他,把它当成国宝,子子孙孙永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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