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以为徐皓峰先生是个武林高手，传了好几年，没人证实，也无法证实。10年前，《武魂》杂志刊登了他的文章，就不断有人上门比武，他一概抱拳回绝。后来，有个山东人跑来相认，说是同门师兄弟。徐皓峰一摸他小腿，有条筋，像蛇一样往树干爬去，只有练过形意功夫的人，小腿肌肉才有这种变化。相认之后，再有人上门寻战，他就全推到山东去。没人试过徐皓峰的武功，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武功。
读他书的人却很多。《逝去的武林》是部口述史，讲一个形意拳传人的传奇故事。3个月卖了3万册。《道士下山》说是武侠小说，但既不是金庸，也非古龙，行话称“硬派武侠”之风。这两本书早已卖空，网上却传得很广。王家卫也读了，找上他做《一代宗师》的武术顾问。顾问久了，变成编剧。
很多人不知，徐皓峰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上的是全校大课，讲“视听语言”。他还拍了两部电影，《倭寇的踪迹》和《箭士柳白猿》，都获得金马奖提名，但看过的人并不多。2011年，《倭寇的踪迹》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但在国内上映几天就下线了。有人说，这真是神作。也有人不知说什么好。
小说或电影，徐皓峰都称之为“叙事艺术”。他也真有这种气质，不像个练武的。高大，却不是魁梧，还有点发福。“真没想到他是个胖子。”有朋友惊讶说。不过，他胖得有一种温雅，说话低沉有味，是文人的谈吐。
有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几个作家吃饭。在场多数人之前没看过徐皓峰的书。聊了一通后，格非突然说：“这人是个天才啊，怎么什么都懂！”在作家们看来，徐皓峰年轻时是有些奇遇的。
年轻人就是对不起长辈的
徐皓峰生于1973年，他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靠近西单，和姥姥住一起。姥爷一辈子是个书生，晚年的乐趣就是通读字典，并给字典纠错。胡同里也都是文化人，两三代人的交往。他说：“胡同被拆后，还有快90岁的老邻居受了儿女的气，知道我单住，第一反应是搬到我这儿来，可想人情之厚。”
但到1980年代中期，突然世风就变了。“文化人失去了对他人的影响力，年轻人普遍以有痞气为荣，以香港黑帮片做派为荣”。徐皓峰正在玉渊潭念初中。那中学坐南朝北，有个说法，校门往北开，不出土匪就出流氓。多年后，徐皓峰有次去一个在职大学讲课，学员都是同龄人，有个学员说他了不起，是他们大哥的大哥。问了名字，他才想起，是他小学时带那位大哥放过风筝。他说：“一个特别老实的孩子，结果成了大哥，我成了大哥大—由此可见世风。”
徐皓峰不喜欢混街头，在家找二姥爷学武。
这二姥爷李仲轩也是个异数，年轻时就离了家，得了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的真传。34岁突然从武林退隐，晚年在西单一家电器商场看门。那时，徐皓峰有两个要好的同学，都是练武的。一个是八卦掌掌门李子鸣的三传弟子；另一个在东单体育场学山西形意拳。二姥爷练的是河北形意拳，但他曾对尚云祥发誓，一生不收徒。徐皓峰说自己学的都是掌故。在班上，这三个练武之人玩得最好，一起去书店，去八一湖公园练拳。那两人练，他站一旁评说。到如今，只剩下那位三传弟子还在习武了。
1989年，徐皓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二姥爷出车祸残废，已搬到郊区。附中同学里，倒是有个练形意拳的，和他是患难之交，但在拳术上几乎没交流。20年后，这同学看到《逝去的武林》，才告诉他“原来咱俩是一个门派的”。
徐皓峰学了画画，就忘了武术。
在附中，他很快厌烦了苏联式的美术教育。他喜欢毕加索、梅原龙三郎。班上40个学生，有7个比较出格，学校认为徐皓峰是领头的，因为他画得最脱离体系，还四处传播他的理论。学校几次想开除这些人，找到徐皓峰的母亲。他母亲却斗志焕发，谈判时气势强硬。另有两个老师也喜欢他，顶住压力保他。结果他没事，有其他同学被开除。
徐皓峰想，被开除的是好汉，而他是赖活着。这种心态折磨了他几年，毕业时不想考美院了。美院有个画室倒是看上了他，托人带话，他最后也没去。他后来觉得，很对不起那画室的教授。“但年轻人就是对不起长辈的，”他说，“华山自古一条道—当时只能那么走。”
那7个人，如今坚持画画的也不多。
在附中的电视机房，徐皓峰看了一部电影，维斯康蒂的《豹》。电影里的镜头分切造成的空间转换，让他着迷。绘画里也有这种空间转换。他其实已悟到了“笔触”——运笔动态的意义大于现实形象的意义。但老师说：“你能不能让我懂？我不懂，说明你不行。”
徐皓峰迷上了《豹》的调度之美。他也想拍一部那样的电影，有一个超长的表达阶层崩溃的群众场面，一个超长的吐露心声的对话场面。在附中，他自编自导了一个小小的黑帮片。两个人的戏，他演黑帮老大，死于杀手的刀下。演杀手的叫王岳伦，是附中公认的表演天才。多年后，徐皓峰和他都成了导演。两人去年在导演年会上碰见，都很感慨。
1993年，徐皓峰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美院附中的学生搞电影，好像有传统，之前成功的，有王小帅、路学长、娄烨。报名时，在特长一栏，他填写：美术、武术。
“来了个小骗子。”考官说。
考官后来成了他的老师。20年过去，谁也没验证此事。直到他给王家卫做了武术顾问，老师和他开玩笑：“你用了20年，终于证明自己是个诚实的人。”
狡猾一点、霸道一点
学院之外，中国正处于躁动初期。“商业像个蝗灾一样吞噬着80年代本来就积累不多的文化。”他说，“富裕是好事，但我不喜欢90年代，觉得人看人的眼光，突然就变了。”
还好导演系是个世外桃源，是个让人喘口气的地方。徐皓峰碰上一批好老师。他也喜欢电影学院的教育方式。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像武林中的师徒。但徐皓峰仍有恐惧感。他说：“学电影，学得越多，越害怕学到的只是知识。只有知识，便有创作的恐慌。”
他写了好多剧本，给电影制片厂投稿，但基本不会被采纳。这些剧本大多源自苏联诗电影的传统，多是群戏。比如一个小空间，聚集了各类怪人，临近结尾，突然爆发一个暴力事件，把各种人都激发起来，显出一个隐藏日久的真相。他现在知道，那时的电影厂已经是好莱坞和港片体系，拒绝他这类剧本是历史的必然。
在电影学院，徐皓峰没有找到自己独特的电影审美。毕业时，他更不自信。他去实习打工，都被教育“先学做人”。他真做不来。
不过也得做。1997年，徐皓峰毕业去了上海，给市委宣传部拍宣传片。
他学着狡猾一点、霸道一点，有时脾气要大，能发火就发火。他也磨练口才，一副很能拉关系、跟谁都能说上话的样子。前辈教了他一句话，他常说。“我这人，没别的本事，唯一的本事——就是上上下下，什么档的朋友都有。”他其实没什么朋友，但这句话说了很久，显得路子野。前辈还教了他另一句保命金言：“你一翘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说此言一出，立刻能把人吓住，令想坑你的人不敢下手。这句，徐皓峰说不出口。
在上海衡山路一个酒吧，徐皓峰开始写小说。一瓶墨水，一沓稿纸，一坐一天。因为拍不上电影，写小说变成一个保留创意的法子。“小说是个冰箱，冷冻着我的电影。”他说。
每写出一个好句子，迷惑性很大。一个局部性成功会带来整体成功的幻觉。投稿时徐皓峰很自信，但大多时候都被退稿。
在上海，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叫《1987年的武侠》，不是武侠小说，说的是人对自己浪漫化的想象。《小说界》杂志的编辑给他打电话，他正在四川拍专题片，很“霸气”地跟当地合作方开会。接到电话，他心里高兴极了，但还维持着老编导的样子，平稳地开完会。
那时，“霸气”是个好词。但“霸气”得越久，他越感到吃力。1999年，他又在央视做了一段时间编导，仍觉得无趣，并且已有严重的社交恐惧。“既然年轻时干不了年轻人该干的‘讨人喜欢’，那我就放弃年轻吧。”他说，“等自己再老一点，再重回社会，就没人对我有这要求了。”
徐皓峰躲了起来。躲了，就是去玩了。
就别设计未来了
躲回到老北京的胡同。“老辈人里有很多人，都是世事上不得意，回家一待就半辈子，能待住，说明能自得其乐。”他说。
他看书，看很多很多书。然后是散步。有时候他也出门。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见一个老人。老人80多岁，叫胡海牙，是中国道教协会的理事。徐皓峰一直对道家感兴趣。1998年，他利用一个拍片机会，走访当时各宗教领袖，认识了胡海牙。一见便觉得熟悉，和他二姥爷李仲轩在相貌气质上差不多。他说：“在胡老面前，我自卑，他对我有震慑力。”胡老爱吃糖，有时说得高兴了，就拿出块糖给他。胡老给了他历史观。每次从胡老家出来，因为学了新东西，他能步行两三公里，再坐车。
徐皓峰也心慌，来自于一个社会人的心慌——觉得精神上没着落。“总觉得，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就白活了。”他说，“那时，我的兴趣都在知识上，是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探究。”那个世界，除了胡海牙的道教，还有二姥爷李仲轩口中的武林。
2000年12月，徐皓峰在《武魂》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通过二姥爷李仲轩之口，讲尚式形意拳。尚云祥的名气很大，但武行中人并不知李仲轩是谁。次年4月，他又写了第二篇。读者来信很快堆到了编辑部。杂志的副主编常学刚看出一丝端倪来。他也不知徐皓峰是谁，但这文章和武林主流界明显不同。他写信给徐皓峰，约定持续供稿，随后一写就是好几年，写了20多篇。有一天下午，常学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徐皓峰母亲，说：“不要再勾着我儿子写这些东西了，我们对他期望挺大的。”
那是父母唯一一次对徐皓峰的干涉。他听了，停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写。至于“期望”——他说，在自己智慧不高的情况下，就别设计未来了。先修身，再说其他。但他也保留了志向，以后总归还是要拍电影的，时候未到。
2004年3月，李仲轩出门散步，安静地辞世于一把椅子上。
徐皓峰预感到这种生活就要结束了，一个纯知识时代的结束。然后，新生活就自己来了。
半生不熟
多年来，在北京电影学院，有一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学生毕业后，老师们都追看他们的动向。有几位老师看到了徐皓峰发表的《卧虎藏龙》影评，合计了一下，觉得他能写，也可以教书。徐皓峰没再推辞，当了老师。
回到电影学院，徐皓峰是个特例。他那一届的导演班，也是个特例。他回忆，他那届老师考试选材时，挑的基本都是学者型的导演。而以前都找枭雄型的。他说：“学者型的人想成功，凭的是漫长的功夫积累，而不是扭转乾坤的霹雳手段。”
徐皓峰重拾小说。他开始写《道士下山》，主角名叫何安下。小说开篇便写道士下山，是因为“山中巨大的寂寞令他神经衰弱”。这小说虚实夹杂，似乎到处都能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他说：“作者写小说，其实是个感受置换，小说人物都是作者的化身。”
《道士下山》出版于2007年。那时，由《武魂》杂志系列文章集结成书的《逝去的武林》已脱销断货。随后几年，他一年一本，迅速写完了5本书。有个制片人看上了他的《国术馆》，想买版权。徐皓峰建议他投拍《倭寇的踪迹》。那人居然拍了，后来告诉他，小说并不是徐皓峰专业，但他能写到专业水平，因此对他做导演，也很好奇。
2011年，电影一出，徐皓峰就打破了人们对武打片的既有观念。它简约、朴拙，充满荒诞感的黑色幽默。这时代，没见过这样的武打片。票房自然是不好的。
在《道士下山》一书序言中，徐皓峰写了他见过的三种人：隐世者，早逝者，混世者。胡海牙和李仲轩当属第一种。他小说里的许多人物是第三种，街头装瞎卖艺的、提笼架鸟晨练的。徐皓峰说自己成不了混世者，那种简单明确，境界很高的。第二种是他一位高中时代的朋友，早慧却不早熟，不耐烦人情事故，活着活着便活伤了自己，他在结婚第三天逝世，给徐皓峰留下一部他写的武侠小说。
“想不到我们俩在年过三十后，却都对高中时热衷的武侠小说产生创作冲动。”他说，“也许因为我俩都是成人世界中半生不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