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春天，重庆巫山县的一户陶姓人家炸开了锅，原因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整整“失踪”五天了。
那个年代14岁的男孩子其实已经算是“小大人”，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陶母和哥哥姐姐们都没在意，以为老幺是跟朋友出去玩，两三天应该就回来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的儿子还是杳无音讯，家里人这才急了，到处打听，但就是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多月后，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陶家小儿子是被人贩子拐跑了的时候，一封从新疆寄来的信揭开了“悬案”的真相。
原来三年前，陶家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从新疆来做客，她说那里有饭吃，不会有这顿没下顿，生活条件比起巫山好得多。
“吹牛”的人无心，竖起耳朵听的人却起了意。
于是啥都不懂的少年就靠着给村里割青草积肥换钱，一筐几分几分地攒，三年后手上便有了十几块的“巨款”。
有了路费，到新疆投奔表姐的念头便有了实现的基础。
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去了能干嘛，只是蹲在村口的公路上等拉货的卡车，瞅准一辆，一抓一扒，偷偷就到了成都。
随后再故技重施，溜进了火车站，混上了去新疆的火车。
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陶家小儿子就是陶勇月。
当时火车查票很严，陶勇月为了避开列车员只能到处乱窜，后来发现有一排座位和车厢地板之间有一小段空间，对成人来说太狭窄，但对身材瘦小的他而言正好可以蜷缩着躲进去。
座位上的乘客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阿姨，她看着陶勇月可怜就问他到哪去。
得知是要去新疆找表姐后便时不时塞一点吃的，甚至还会在查票的时候帮着打掩护。
火车就这么一路向西，整整四天三夜，总算是抵达了哈密。
陶勇月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发现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心里顿时慌了神，他就算再“笨”也意识到在这种“不毛之地”怎么可能顿顿有大米饭吃。
而那位阿姨也替他着急，新疆大到没边，光知道一个人名根本就没办法找，于是便提出如果陶勇月信得过她，就干脆先跟着在吐鲁番下车，到时候找个活干，再慢慢想办法联系表姐。
几天的相处，让陶勇月已经把这位阿姨当做了“亲人”，他没有太过犹豫就直接选择了下车，然后再转乘长途汽车又颠簸了好几天，最后来到了和田。
阿姨的父亲是五十年代第一批进疆的军人，属于干部编制，退休后一直嚷嚷快闲出屁来。
家里多了个脑袋灵活的“小老乡”，更是激发了乡愁，于是对陶勇月也是颇为关心和照顾，并且还直接让他喊自己为“爷爷”。
而阿姨自己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家收入水平在当地属于中上，所以多“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并没有太大压力。
待了几天后，靠着“爷爷”的关系，陶勇月来到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
起初人家还怕他细胳膊细腿的吃不消，但结果表现却非常出色，毕竟打小就在重庆山区里干农活，这点劳动量完全是“小菜一碟”。
有活干，有钱赚，有阿姨和“爷爷”的照顾。
陶勇月已经达成了“私逃”来新疆的目标，找不找表姐似乎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第二年，在“爷爷”的指点下，他又报考了新疆供销总社下属的阿克苏棉麻技工学校，并且成功被录取。
虽然需要跨越整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去到塔里木盆地的北面上学，但毕业后就有城市户口，还能分配一份正式工作，这对于陶勇月来说算得上是人生阶层的大跨越。
认认真真学习了两年半，课程主要是棉麻的收购、加工和管理知识，陶勇月聪明，又能吃苦，所以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81年，毕业后的他被分配到沙雅县供销社下属的棉麻公司上班，整天都要和棉花打交道。
17岁的年轻人，骑着个自行车在乡镇间来回穿梭，涨了不少见识，也看到了种棉花的好前景。
随着新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距离村落较远的土地无人管理，渐渐变成了荒田。
陶勇月觉得可惜，加上这两年一直在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做打算，于是做出了一个让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大为不解的决定——辞职创业。
他直接跑到了距离沙雅县城一百多公里远的地方，找了一大块撂荒的土地，和村里谈好承包合同，然后甩开膀子就是干。
有技校的专业底子，又在基层跑过两年，棉田很自然地迎来了大丰收。
陶勇月信心爆棚，第二年直接“狮子大开口”，向村里承包了足足9600亩荒地，这在当时的阿克苏地区，乃至整个新疆都是闻所未闻的“大手笔”。
包地就要投钱，虽然荒地便宜，折合下来每年每亩才12元，但由于面积大，最后算下来也要足足十几万。
要知道那是1985年，全国的万元户都是“珍惜品种”，更不要说在新疆。
陶勇月把之前上班的工资尽数拿出，又借遍了老乡和朋友，最后还是在阿姨和“爷爷”的资助下才凑齐了承包费。
土地到手，剩下的就是经营，兜里空空如也的他又干了件常人干不了的事，直接拿着承包合同找到了银行，贷了一笔钱出来购买生产资料。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陶勇月疯了，他怎么就能确信这近万亩的棉田能继续大丰收呢？一旦失败，岂不是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但有些人天生就是时代的弄潮儿。
陶勇月拿着从银行借来的钱直接回了趟老家，开价年薪800-1000块，大量招人到新疆种棉花。
这个工资水平对在重庆山区连温饱都还没解决的农民们来说根本无法拒绝，一大帮人乌压压地坐着火车赶到和田，经过培训后就立马上岗，人均管理50亩地。
结果可想而知，当年陶勇月的棉田就实现了70万元的盈利，这放在那个物资还相对匮乏的年代，根本就是“天文数字”。
老乡们跟着赚了钱，于是便开始口口相传，塔里木河边荒野上的“棉花国度”开始以恐怖的速度逐年裂变。
随着1992年国家对农资市场逐步开放，已经是名副其实大老板的陶勇月正式创办了“天润棉花专业合作社”，把主战场转移到了巴州的轮台县。
上来就是与县自然资源和国土管理局签订了一万亩的土地承包合同，后来陆续发展到了十万亩以上，成为了当地的第一纳税大户。
2001年，天润全资成立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光是注册资本金就达到了8000万元。
再往后的几年里，育种厂、轧花厂、纺织厂、塑料制品厂等等产业陆续落地。
除此之外陶勇月还创办了包括服饰、农副产品、食品在内的多个下游品牌，真正做到了对棉花产业链条的一把抓。
如今的天润集团，已然成为了业务版图横跨整个中国的“航空母舰”。
而谁都想不到，促成这一商业传奇的开端，仅仅是少年蹲在巴雾峡高耸岸边的一个“痴心妄想”。
茶室里的话音缓缓落下，陶勇月又给陈风和小麦添上了茶水。
于他而言，把这如歌的往事讲出来倒不是为了炫耀，更多的还是回望自己来时路的感慨。
陈风和小麦离开天润展厅的时候是静悄悄的。
他们只是简单地和陶勇月握了个手便做了告别。
没有讨要资源，没有说“以后请多关照”的屁话。
陈风深知以“麦风棉花”如今的实力，根本就还没有资格与陶勇月谈合作。
但今天这两个小时的交谈和聆听已经让他收获了太多太多，其价值远比几句场面话和虚无缥缈的承诺来得高。
“走，我们去国产农机的展台，今年努把力，明年带着大家再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