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所又恢复了平静。华小姐气哭了，她痛心地给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捡？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失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华小姐在中国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位勇敢、热、刚毅的女性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她没有结婚。她爱中国胜过爱她的祖国。已经七十多岁的张镜轩老大娘告诉我：华小姐会讲中国话。有一次我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把自己在吃的麦粥给了我，她问我会不会写字，她对我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亡！”当南京城里挂满太阳旗、行人手臂上都套有旭日臂章的时候，明尼？沃特琳绝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门口站着，进出的人戴有臂章的都得摘下来。她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个十四岁的小孩戴了太阳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华小姐招招手：“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她亲切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明尼？沃特琳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她在临终前说：“我如有两个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同是天涯沦落人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
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已撤退了。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行，一看便知。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心，谁也不敢欺侮谁。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住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袋面粉。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挑水是要冒险的，被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了。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4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他组织人在地下打了一个大洞，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诉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他们始终没有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岐，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拴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有一次，打水的人把手枪带上来了，这一来，吓坏了院子里几十个人。因为日本人搜出一支枪，全院子里的人都要遭殃！旁边一幢小楼外边现了一件军衣，院内的人死了一半！收容所的地上捡到一颗手枪子弹，马上枪毙了十个同胞！一些难民对郭岐说：“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查出你们是军人和这些手枪，我们都得同归于尽！”“请大家放心，如果日本兵查出我的时候，我绝不连累大家，我自己去担当一切。不过，对于我的士兵和井里的枪，大家不要责难，我们各人有困难。什么叫共患难？就是这个时候啊！”郭岐这么一讲，许多人都点头赞同，一位姓张的男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