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的城楼上，站有许多穿军服的日本兵和不穿军服的日本人，日本人旁边，站立着自治会的几个头目。陶锡三第一个朗读自治会宣。他大大地吹捧了一番“皇军的恩德”，颂扬“日中亲善，经济提携”，要民众“服从皇军命令！”日军的各类人物也一个个地粉墨登场了，一个个哇啦哇啦地说了一番鬼也不相信的鬼话。
每个人演讲完毕，汉奸们就带领大家摇几下五色旗，因为广场上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他们的镜头只对着这一角，再转过去，就会把燃烧的街道也拍摄进去，这是与“庆祝”的气氛格格不入的。
一个满口南京话的老头在台上骂人了，有人认出他是昇州路二区的区长，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流氓：“日你妈！革命军，革你妈拉屁！革命军一到南京我就知道他不会长久，因为他不成正果是不是？”台下的人也在骂：“革命军不成正果，日本兵能成正果？”“这老坏蛋也不成正果，他把媳妇和孙女都送给日本人玩了！”有人说他是理的，也有人说他过去在洋行里干过事。据说，南京的汉奸中，有不少都是干粗活的、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大都是磨刀的、理的、在洋行里干事的，有的早就被日本人收买了。雨花门外打虎巷有一个名叫周国才的，他是编鸡蛋箩筐的，不识字，却会讲日本话。日本人一来他就当了汉奸，扛着面白纸上贴着红膏药的太阳旗，在街上边走边喊：“皇军进城了，大家出来欢迎啊！”“呸！”有人当着汉奸的脸吐口水。
他生气了，叫日本兵抓这个人。
日本兵问：“你为什么看不起他？”这个人很机灵：“我吃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看得起他！”日本兵笑着高兴地走了。那个汉奸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悄悄地溜了。
有一个汉奸背地里对人说：“不当汉奸不知道当汉奸的苦啊，王八蛋再干这种事！”他们不但经常被人骂，还可能被人打。有一天，难民区中捉住一个汉奸，愤怒的人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翻在地，揍得他跪地求饶。可难民不饶他，一个劲地揍：“日本兵不让我们活，你他妈的忘了祖宗八代了！”“打！打死这条狗！”费吴生怕真的把他打死引起更多的麻烦，便将这个打得半死的汉奸关进了国际委员会的地下室。第二天他把他交给了中国警察。费吴生说：“可能要绞死他。”死亡是利己主义者的最终结局，它不仅仅是生命的死亡。怕死的人失去了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既然求生是人的本能，那么怕死也是人的本能。
野战救护处的一些人改装后躲进了五台山的美国大使馆，他们下属的六个野战医院的人马已经鸟惊兽散了。中午，司机王万山急匆匆地跑上楼，向处长报告一件他在外面听到的事：“刚才我在路上见到我们部里的一个汽车夫，他说我们处里的侯视察已经到自治会做官了，他改名叫何子文，人家都叫他何课长。”金诵盘处长吃了一惊：“他在哪里办事？”“鼓楼新村。”王万山说。
沦陷后，留在南京的军队卫生人员除了梅奇牧师接收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一部分，不少人都自找门路了。但金诵盘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人竟会认敌为友，这实在太失**的面子了！但他又想，恐怕不会吧。侯视察多谋善辩，又几经战事，可能搞错了，他对王万山说：“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里？”很快，王万山又来报告了：“他住在颐和路五号，在自治委员会当了交通课的代理课长，课长姓赵。”看来况是确实的了。金诵盘很气，当时没有和伤员一起撤退，本想拚死坚守。沦陷了，身为**医官，虽没有执干戈卫社稷的力量，但怎能卖国求荣，辱没祖宗！他想去见一见他。但他又不愿见他，他觉得见一面这种人是一种耻辱。
米吃完了。自治会的米由八元一担涨到了十元五角，还要先缴款领票。款已经缴了好几天，可米还是拿不到，已经向同住的胡先生借了好几斗了。夜晚，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议办法。办法只有一个：找自治会的人。
为了活命，金诵盘动摇了决心。他要汽车司机王万山带他去找“何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