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
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
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大自然平等地恩赐给人们的肌体的自由和欢乐。
他们是伤残者。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给南京留下了许许多多残疾人。
创伤刺痛着他们的心。
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你找我好几次了？找不到？我上茶馆里听评话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挂无牵，没有地方走。一只眼睛瞎了，逛街也看不清，模模糊糊一片。
讲日本兵？日本兵坏东西！冬月十一进的城，来了就杀人放火要东西。我弟弟养了只黄灰色的芙蓉鸟，连笼子一起拿走了，还要我给他送到水西门。
第二天上午**点，我和老婆吃过早饭刚坐下。“砰！砰！砰！”敲门了。一开，一个挂腰刀的鬼子进来了，他望了望我，又招招手，要我跟他走。他推着自行车。过了下浮桥，不得了！马路上躺着好些死人，李府巷口魏洪兴鸭子店烧得一塌糊涂。到了三坊巷电报局，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木板黑字：清水大队。
日本兵要我进去。我怕，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司令部，我不想进去。不行，非得叫我进去。
后面是个大花园。他突然说：“你的中国兵！”我是夫子庙小吃店的厨师。笑着说：“我的，良民。”边说边伸出手给他看。
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一拥而上。两个高个子，有胡子的，对我拳打脚踢：“不讲的！讲！”讲什么呢？我不是中国兵，怎么能瞎说呢？打了我几下子，他们咕噜了一阵，叫另外两个鬼子去拎了一桶汽油来，要烧死我。
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对他们摇摇手：“不行。”汽油拿走了。那个军官也走了。
小鬼子又咕噜了，我听不懂。我缩在墙角里揉被他们打痛的胸部。正揉着，两个日本兵过来，一人一只胳臂把我扭住，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墨笔往我脸上乱画一气，我不敢叫，也不敢动，让他们玩吧。嘴巴和眼睛里也进了墨汁，另外几个鬼子在旁边笑！这一招玩好了，又换了花样。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劲在我领口上扯，我的棉袍、大褂扣子都掉了。他在我身上乱摸了一通，又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带。旁边两个鬼子咕噜了几句，又过来一个人，把我的那根布条子裤带往我脖子上一绕，一人一头使劲拉，我被勒得又疼、又喘不了气。他们拉一阵子，放一下。拉到我要昏过去时，再放松一下。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后来我感到耳朵嗡嗡响，慢慢地睁开眼，身上盖了一张芦席子，看看旁边，吓人！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一堆一堆像小山。这是后院子。当时太阳偏西了，天还没黑。我想，这怎么办？跑也跑不出去，没得命了。正想着，来了两三个鬼子，叽哩咕噜说着话来了。我赶紧闭上眼，憋住气。一个鬼子掀开芦席看了看，突然一皮鞋踢过来，很重。我咬着牙不敢动。疼啊！只觉得眼睛里金光四射，忽然又黑乎乎的了。
他们走了。我松开牙，嘴里吐出好多血。睁开眼，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天黑了，前面院子里灯光亮堂堂的。后院里没有日本兵，我爬过死尸堆，到了围墙边。墙边有棵大树，我想爬上去翻出围墙，可爬了几次爬不上。忽然看见树下有两只粪桶，我把粪桶倒过来往墙边一靠，两脚踩在粪桶底，两手往墙上一撑，用劲一蹿上了墙头。墙头上插了好多碎玻璃，我也顾不得了，两手血淋淋的，一下跳下去了。脚扭了一下。墙外面是高家巷，我一拐一拐地连忙躲进一间空房。揉了揉脚，又把灰色大褂脱了，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音来，敲了几下门：“我是老二，金义！”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连连摇手，我讲不出来。他们给我洗了洗，又吃了点汤饭，好了一些。但脚不能走了，脚脖子肿得老高。左眼眶肿得睁不开。躲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拄着一根拐杖慢慢摸回铜坊苑五号我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