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也没有用了，你看，手不能伸直了，也不能弯曲。***伤了筋，五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会动，其它四个都死掉了，这条手臂也死了。喏，你看，比右手细一半，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多粗。
我全靠右手了，干什么都只有一只手用劲。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挑副担不能换肩，锄地也是一只手，以前干活记工分，我只能拿七分，损失有多大？
我母亲？我母亲运气好，子弹钻进她的大腿，没有伤着筋骨，从内侧穿出了。烂了一个指甲大的洞，没有啥影响。就是我苦。
苦了这么多年了，人也老了，苦头吃够了，不提它了。
[他叫王子华，住在南京南郊的花木大队。花木大队种了好多的花，我是在花团锦簇的苗圃里见到他的。
他眯缝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理一个平头，头花白了。额上有几道波浪形的皱纹。他是个小个子，不善谈，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的形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右腋下夹着一个粪勺，正用一只右手在花圃中浇水。大红的扶桑花、雪白的茉莉花、芬芳的珠兰和金色的蔷薇花把这片红土丘陵地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切是那么美好。只有王子华的那只成直角的僵硬的左手臂，显得极不自然和极不协调。]她成了风浪中一艘颠簸的船我家是菜农，一直住在这个武定门城墙下。日本兵攻南京就是从这里攻进来的。那年我十八岁，生第二个丫头。男人啊？男人是招进来的，跟我的姓，姓彭，我娘只生了我们姐妹俩，招个男人进来撑门户。男人比我大十一岁，他也是苦人，也种菜。
冬月十一上午十点多钟，我生女儿两个多月了。尿布多，天冷不会干。妈妈年纪大了，她说她去洗：“你年轻，不能出去。”我说：“我去洗。”我男人正生病，脸肿得吃不下饭。他说：“外面子弹在飞，当心。”我端着木盆到屋后的塘里去洗了。子弹呼呼地叫，我也怕。过了一会，穿黄衣服的日本兵从城墙上翻下来了，边开枪边“啊！啊！”地叫。我一看吓得连忙站起来就跑。刚跑，叭的一枪打来，子弹从我的右腿骨上穿过，我倒下了，木盆和尿布都翻在地上了。走不了啦，日本人过来了，我不敢喊，就咬着牙在地上滚，朝家里滚。父亲从窗户里看见了：“丫头打倒了！”父亲连忙从家里跑出来，把我背回家里。棉裤、夹裤上全是血，我穿的破布鞋里也灌满了血，父亲扶我躺在地上的稻草上。
日本兵进来了，哇喇哇喇地说话。我怕得屈着身子，疼都不知道了。有个日本兵用皮靴踢我：“花姑娘！花姑娘！”我给他们看裤上的血。另外一个日本兵挤进来，给我在枪打伤的地方涂了一些药水。
流了很多血，后来又长脓，肿得老高。我整整躺了三年，三年不能下地。我的小孩满地跑了，我还不会走路！子弹打在这里，你看，膝盖下面一点。疼啊，我一直蜷着睡觉，后来结了疤，这只脚就伸不直了。怎么办？用一根木棍子像压馄钝皮子一样地在上面慢慢滚，慢慢搓，再用拐棍撑着一步一步地扶着走。走一步，疼得冒汗！后来就这样一瘸一瘸地走。干不了事，一桶水也不能拎，空着手走到夫子庙都脚骨疼，躺下来要一点点慢慢地伸直，坐着要用凳子搁着才好一些。日本兵这一枪害得我受一辈子的罪！[她一拐一拐地朝我走来。在这古城墙下，还保存着这几排矮小的泥墙平房，这是历史留下的陈迹。它伴着她同经岁月的风雨。她要用双手撑着门框才能艰难地迈进门坎。
她叫彭玉珍，六十八岁。黧黑的粗糙的皮肤和满脸的皱纹，记载了她的勤劳和辛酸。她把右腿搁在板凳上，一次又一次地抹去眼角的泪花，向我讲述她的苦难的一生。
她说，五十年了，许多人侮辱她，喊她“瘸子”。她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她不能骂他们。有人问：“老太太，你的腿怎么搞的？”她只是轻轻地回答：“日本兵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