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遭遇激起共同的仇恨，中学教师刘风华擦了一把泪：“1937年我还不满一岁，爸爸妈妈带着我到难民区避难，我爸爸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被日本兵拖出去杀害的。***50多年了，我没有爸爸。我妈妈守了50多年的寡！我们家的房子也是日本兵放火烧掉的，日本兵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刘凤华是优秀教师，年逾古稀的母亲行动不便，她来替苦命的母亲诉说！裁缝出身的刘永兴早早吃完晚饭步行好几里地赶来参加座谈会。在座的人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难友，大家都知道各人九死一生的经历。每听一次，仍然感到震惊。彼此又唤起心底里的辛酸和悲愤。刘永兴是中山码头五千多人集体大屠杀的幸存者。日本兵的子弹只打中了他的肩，他没有死。他一动不动地在江边的泥水中趴了一夜，他看着日本兵机枪扫过后在尸体上面用刺刀捅，用汽油烧，每次讲起这段往事，他总是说：“吓人啊，吓人啊，日本兵真狠啊！”淡眉毛小眼睛的侯占清老人是草鞋峡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日本人攻打南京时，飞机一天到晚扔炸弹，她的妻子和八个月的女儿是在一天夜里被日本飞机的弹片炸死的。六间房子炸成了一片瓦砾！“不能把人打死了就这样算了？总得要有个说法！”沉默的刘永兴不再沉默了。
优秀教师刘凤华接过话题：“我们人被他们杀了，房子被他们烧了，财产被他们抢了，为什么不要他们赔偿，我们就这么贱！”“中国人太软弱了，过去让他们烧杀抢掠，现在又不要他们赔！我们太好欺侮了！”老实厚道的侯占清附和着。
法律系毕业的李固平说话了：根据《国际法》和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的生命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和没收。违反战争法规的损害行为要进行损害赔偿，日本在战后已向印尼、缅甸、越南、菲律宾等受害国家付出了十多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和损害赔偿。我们国家抗战八年，中国人被杀死两千一百万，财产损失一千多亿美元。“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你们都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你们有要求赔偿的权利，只要受害者依法提出索赔的要求，日本政府就有依法赔偿的责任！”他详细地说明了战争赔偿和损害赔偿的区别。他说，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我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民间的损害赔偿权利并没有放弃，这个权利属于人民！在座的人都感到新鲜和兴奋。他们没有想到受害的人可以公开提出赔偿的要求，他们以前只是在心里嘀咕：为什么不要日本人赔偿了？他们分不清战争赔偿和损害赔偿的界线，他们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条可以要求赔偿的法律，他们觉得这个年轻人有学问，他说的话是按照法律来的，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受害者询问索赔需要什么手续。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学法律系没有战争损害赔偿这一课。
不久，李固平又来到南京，他带来了自己拟稿后打印好的《对日索赔书》。他一家一家地送上门。索赔书说：“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我以债权人的身份就我家私人财产损失和亲人的伤亡，向贵国政府正式提出赔偿要求……”索赔书中有受害事实，有全权代理人，有要求赔偿的金额，有债权人和代理人的签名、有详细住址。
当受害者颤抖着手填写索赔书的时候，他们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理和正义，他们感到了一个公民和一个民族受到法律保护时的那种平等和尊严！要求填写索赔书的人很多。因为到水塘边给孩子洗尿布而被日本兵打断了腿的彭玉珍老大娘填表的时候，隔壁矮个子的何龙祥得知消息，也跑来要索赔书：“我父亲也是日本兵杀死的，我当然要求赔偿，杀父之仇啊！”索赔书填完了，李固平只得再掏腰包到街上复印。29份索赔书盖有29枚图章或指印，这是受害者向加害者的控诉。
1989年10月，递交日本政府的29份索赔书送到了北京，送到了日本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