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章《安全区写真》中，作者赞誉了那些不顾本国官员的劝告而留在南京并协助组织了安全区的外国人士。***由于他们的努力，救出了一些中国老百姓，作者对此表示了他的赞赏。约翰？拉贝，德国人，西门子公司驻上海的代表，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这两个组织共同负责向难民提供保护”。英国人担任的角色不如德国人和美国人出色。“附录二”列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在日本人控制这个城市不久，暴行便开始了。集体处决，以及任性强奸、开枪、放火焚烧住宅和商店――这些就是随后几个月天天生的事。除了安全区里的少数几个地方，特别是鼓楼医院周围，其它都是日本当局管辖的地方。人们在阅读罗伯特？威尔逊的日记时，无法不对这位外科医生所表现的敬业精神的榜样怀有深深的感激和钦佩。在这整个可怕的考验期间（经常睡得很少），他一个接一个地治疗伤员，同时还保持着他的判断能力和幽默感。他对“普通”中国老百姓的尊重和同（他把他们看成是同自己一样的人），在字里行间闪耀着光辉。随着暴行的增加，外国人士的代表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这也许起了很小的作用，也许根本没有。但是，恐怖是既定的方针。
在第四章《血似江水水似血》中，故事转向了叙述不分青红皂白的成批谋杀。蒂尔曼？德丁在他1937年12月18日的报道中写道：“大规模处死战俘，增加了日本人在南京制造的恐怖”。幸存者梁廷芳说，在中山码头就杀死了大约5千人。梁先生于1946年在中国举行的战犯审判时曾出席作证。有一个报告记载了杀戮的地点：煤炭港（3千人），汉中门（2千人），草鞋峡（5万人），燕子矶（5万人）。在这一章里，还辑录了一个日本战地记者和一名日本兵的证词，这个日本兵说：“还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我们的感觉像是在杀猪，变得麻木不仁了，因为这是我们从事的一种职业。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用机关枪杀人。机关枪架在两边，哒哒哒哒地扫射”。
第五章《虔诚教徒的命运》指出，日军对佛教信仰的文化背景也未能妨碍他们对寺庙的狂暴行为。“本寺主持梵根十分虔诚。他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亵渎佛教寺庙……第三天，日本人到庙里来找花姑娘，看到有一个名叫隆慧的和尚面白无须，便以为他是女人，于是便剥掉了他的衣服。当现他是个男人时，他们便用石头砸碎了他的头颅”。
本书继续记载了一处又一处生的暴行，在小巷里、民宅里、铺子里、商场里，以及安全区里。每一处暴行的主要目的都是制造恐怖的强奸。最明显的特点，恐怖里的恐怖，就是把妇女拉出来加以强暴。“许多中国人向外国人诉说的都是绑架和强奸了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中国人呼吁救助，但外国人常常无能为力”。
在这种表面的疯狂后面是不是存在某种目的呢？虽然本书的目的仅限于收集证词和入档文件，但我认为，如果研究一下英美报刊上关于1937年后半年况的文章，就可以现存在于这场大屠杀背后的某种“战略性考虑”。还在1931年9月入侵中国东北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在要求在亚洲拥有更多的权力以支配中国政府。他们能够使蒋介石的国民党屈服于他们的强力和意志之下吗？只要蒋还在用自己的军队镇压**（1931―1936），日本人就找不到理由来反对他。但是，1936年以后，**设法使统一战线得到重建，把日本定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敌人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便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了。这部分证明了日本人为什么在1937年7月扩大了他们对中国的侵略。
在列强中，德国由于在中国拥有可观的商业和军事利益，对于日本向国民党施加的压力最表反对（这个事实被多数历史书所忽略了）。英国（美国常常是唯英国的马是瞻的）则处于矛盾之中。英国领导人的想法是，对于英国超过了50亿英磅的投资（比美国的多5倍）来说，过于民族主义的蒋介石和侵略性过大的日本人都是同样的威胁。但是，在危机中，英国希望日本能够在中国“重建秩序”（即保护它的那一份本钱）。后来，是美国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转而反对日本；不过，那始于1938年的后期，差不多是大屠杀一年之后的事了）。因此。外国反对日本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德国和苏联，但这却不足以制止日本人，他们的“战略计划”是给国民党统治区一记致命的打击，然后如果不能通过蒋介石，那就通过另一个像满洲的溥仪那样的傀儡，迅速主宰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一位领导人当时已察觉到**领导的军队能很快地把一切外国掠夺者从中国清扫出去，并且中国人自己能够管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