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弟弟注意到了妈妈的手臂正在抖。细微地战栗。如果不是他跟她贴得很近，几乎就无法察觉。不不，不光是手臂，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哆嗦，衣服和身体间摩擦出了悉悉索索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老鼠在废纸堆里不停地穿梭而出声响。
弟弟紧张起来，猜想她是不是病了？之前他就观察到了妈妈在葬礼人群中的孤独：独自一个人来（顺便说一句，她拒绝了住在爸爸家中，宁可出钱去住旅馆），独自在爸爸墓地上放下一束金黄色矢车菊，独自一个远离人群站在路边。谁也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悲哀？同？无所谓？什么都不是，又什么都是。弟弟自作主张地想，所以她才会哆嗦，一个人心里有事不说出来，心事就会变成小虫子那样的东西钻进皮肤，皮肤会刺得很疼，疼极了就要哆嗦了。
弟弟不想帮那几只找不着方向的蠢虫子了，他想帮助舒一眉。不管怎么说，舒一眉现在病了，难受，他要帮帮她。
可是，弟弟还没有想好怎么帮的时候，两个农民工急匆匆抬来一桶搅拌好了的水泥，在土堆旁边蹲下去。其中的一个人用铁锹把墓坑象征性地又挖了挖，另一个人就用两只手端起爸爸的骨灰盒，将它放入泥坑。这个人的十个手指甲糊满水泥，端起骨灰盒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像从快餐店里花五块钱端起来一个装满了米饭和炒豆芽烧杂烩的快餐饭盒似的。
人群中有了轻微的骚动。亲戚们开始放开声音哭。婶婶的哭声像吟唱。姑妈哭得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叔叔的声音尖细悠长，叫人心里难受。更多的人排着队走上前去，往墓坑里扔花，一些粉红色的玫瑰和淡绿色的百合。反正这些花束不能从墓地带回家去，就让它们陪伴着死者的骨灰吧。
舒一眉的叫声在这样的时刻显得非常突兀。某种程度上，它打破了气氛的庄重和悲哀，让葬礼染上了些许戏剧性的惊诧。
舒一眉是这么叫的：“你们杀死了他！你们赵家的人亲手杀死了他！”
在姑妈、姑夫、叔叔、婶婶同心合力的围剿中，舒一眉扭动肩膀，拼命挣脱，眼睛里带着痛彻的疯狂，直到在快要封好的墓地旁瘫软，昏晕。
几年之后，已经十五岁的小伙子赵安迪回到海边小城过暑假，借住在姑妈家中。他跟姑妈提起了葬礼上的这一段插曲。小伙子尖锐地问姑妈：“那时候她恨你们吗？”
姑妈在包饺子，指甲上沾满白色的面粉，头里散出韭菜和肉馅的混合气味。她摇头说：“不知道。也许吧。她以为我们家里的人拦着你爸爸，不让他去南京，去找她。她觉得要是你爸爸当初带你去了南京，就不会生那样的事。”
“爸爸为什么没有去？”
姑妈茫然：“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
“那么，”弟弟又问，“你们恨她吗？恨我妈妈？”
姑妈把双手搁在面盆边，想了一会儿，说：“不恨。”
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舒一眉是疯子，神经不正常。十年前她丢下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离开小城，离开丈夫，一去不回，却在葬礼上指责别人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姑夫的自私和婶婶的尖刻，弟弟也许就不会跟着舒一眉走了。他记得葬礼之后有一个胖胖的被人称为“局长”的女人俯身问他：“你愿意跟谁生活？”
他紧张而又胆怯，不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亲友们都在门外站着，抛下他孤独的一个人，面对着虽然和蔼却令他紧张的“局长”。他左右张望，目光张惶，心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他想起已经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的奶奶。假如奶奶还像从前一样精干，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好自己的归宿，不需要面临此刻的窘迫。现在他怎么办？比起墓地上那几只懵懵懂懂的爬虫，他的前面不同样是一堵高高的墙壁吗？他丝毫也不比小虫子的境遇更好，甚至因为生活的能力不及一只虫子，而更加无助和惊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