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夜晚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从法庭到苏格兰场，不过一英里多的路，但消息跑得比马车还快。
天还没黑透，整个伦敦就已经知道了：法国作家在法庭上现身，女王特赦了平民，作家自己却被抓了。
每个阶层都在议论，但议论的内容天差地别。
咖啡馆、酒馆、俱乐部里，人们争论不休。
“女王肯定是被感动了！不然为什么偏偏那时候特赦？”
“胡说！女王早就准备好特赦了，只是时机巧合！”
“巧合？哪有这么巧的？”
“那你说女王为什么要配合一个法国作家演戏？”
“也许……也许女王本来就想特赦，但需要个理由？索雷尔给了她理由？”
“所以还是被算计了？”
“政治的事，谁知道呢……”
争论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共识——今天，会是英国司法史、政治史、甚至文学史上，被长久记住的一天。
而在白金汉宫，女王看着秘书约翰·布朗送来的各大晚报，一言不发。
她的愤怒已经平息了，清醒的政治智慧重新占领了高地。
她输了这一局。但不代表输掉整个战争。
莱昂纳尔·索雷尔现在在英国司法系统手里。审判会进行，舆论会发酵，政治势力会博弈。
而她，维多利亚女王，依然是这个帝国的君主。
现在，她需要搞清楚的是，莱昂纳尔·索雷尔究竟是怎么来到伦敦的。
还有，他出现在法庭上的时机究竟是巧合，还是内阁里有人故意为之。
思考了一会儿，她拿起笔，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一行字，然后封好。
“送给格莱斯顿首相。”
约翰·布朗躬身接过便笺，退出书房。
女王独自坐在渐深的夜色里，看向窗外伦敦的灯火。
这座城市，这个帝国，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它有无数灰色地带，有无数的算计、妥协、交易。
而她现在，要重新尝试如何在这些灰色地带里，找回自己的权力。
“Old lady is watching you……”她轻声说，“那就好好看着吧。”
窗玻璃上，映出她沉静如水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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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弯镐酒吧」重新开了门。
老吉米站在柜台后，眼眶还是红的。酒吧里挤满了人，比任何时候都多。
工人、小贩、学徒、缝衣女工……全是街坊邻居。还有那些被特赦的人和他们的家属。
肖恩·奥马拉站在一张桌子上，他的大嗓门压过了所有人的交谈：“都听着！邦德先生——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他是为了我们才去法庭的！他是为了我们才被抓的！”
酒吧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
肖恩·奥马拉继续说：“我们在法庭上，看着那些老爷们的脸。法官，律师，陪审团……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地上的虫子。
然后邦德先生来了。他就站在那儿，对那些老爷说：‘真正被我煽动的是大英帝国的良知。’”
有人吹了声口哨，有人开始大声应和。
“然后女王的特赦令就来了！”肖恩·奥马拉的声音更高了，“你们觉得那是巧合？不！那是邦德先生用勇气逼出来的！女王怕了！她不得不放了我们！”
人群爆发出欢呼。酒杯敲在桌上，咚咚作响。
老吉米擦了擦柜台，低声对旁边的乔·哈里斯说：“我们得做点什么。邦德先生还在牢里。”
乔的妻子抱着孩子，眼睛还红肿着：“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都是穷人，我们说的话那些老爷们根本不会听。”
肖恩·奥马拉从桌子上跳下来：“穷人有穷人的办法。我们可以请愿，写联名信，要求放了邦德先生。
还有，我们可以去苏格兰场门口，每天去，让警察知道我们没忘。”
“警察会把我们也抓进去！”
肖恩·奥马拉使劲拍了下桌子：“那就让他们抓！邦德先生为我们蹲监狱，我们为他站几天街，怎么了？反正我不害怕！”
人群又安静了，大家面面相觑，对刚刚从上一场官司缓过来的穷人们来说，这种勇气不是说有就有的。
肖恩·奥马拉的妻子脸色苍白，她想阻止自己的丈夫，但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丈夫要救的人，正是刚刚救了他们的人——如何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超出了这个女人的见识。
这时候一个老妇人站起来：“我儿子去年死了，是邦德先生帮我写的信，才要来救济。我这条命是他给的。我去！”
“我也去。”乔·哈里斯说。他的妻子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把话吞进了肚子里。
“还有我。”
“算我一个。”
声音越来越多，最后整个酒吧的人都在喊。
肖恩·奥马拉点点头：“好。明天开始，我们去苏格兰场。每天去，直到他们放人。”
就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一个声音在酒吧门口响起：“等等！”
众人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站在那里，风度翩翩，戴着礼帽、拄着手杖。
“海德门先生！”乔·哈里斯的妻子惊呼。
肖恩·奥马拉并不认识对方，但他的妻子很快就在他耳边解释：“你们被起诉以后，很多人都丢了工作，还被房东赶出了住所。
是海德门先生给我们每个家庭发了10英镑的补助，还帮我们找了房子。还有保释、律师，也都是海德门出面才办妥的。”
这时候海德门已经越过众人，来到肖恩·奥马拉面前，伸出手：“我是亨利·迈尔斯·海德门，是个记者。”
肖恩·奥马拉连忙和他一握手：“海德门先生，感谢您的慷……”
亨利·海德门摇摇头：“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这些钱是他出的，我只是确保这些钱能真到你们手里而已。”
“又是邦德先生！？”
“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大家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再次热泪盈眶。
肖恩·奥马拉更是激动：“所以我们更应该去苏格兰场，我们要把邦德先生救出来！”
亨利·海德门叹了口气：“你们要是真的这么做，反而会害了索雷尔先生。”
肖恩·奥马拉愣住了：“这……这怎么说？”
亨利·海德门看看现场的所有人：“索雷尔先生来伦敦为你们作证，就是不让你们真的因为他被判刑。
如果这次你们再被抓进去了，难道还要索雷尔先生再救你们一次吗？他自己都在拘留室，要是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想？”
这番话问的肖恩·奥马拉哑口无言，其他人也面面相觑，现场的激情一下冷却下来。
过了好一会儿，肖恩·奥马拉才憋出一句：“可是……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晚上睡也睡不安稳的。”
亨利·海德门微微一笑：“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做，只不过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斗争不是蛮干，要讲究策略。”
肖恩·奥马拉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中年人，然后问：“那……那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式？”
亨利·海德门环顾酒吧，对众人说：“最重要的，你们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新的住处，生活要回归正轨，这是索雷尔先生最大的愿望。
只有你们平平安安，他才能专心于自己的斗争。至于如何救出他——”
亨利·海德门看了一眼肖恩·奥马拉：“我们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
肖恩·奥马拉心领神会，情绪也不再激昂，只是重重的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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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伦敦西区，那些绅士云集的俱乐部里的气氛则完全不同。
改良俱乐部的阅览室，几位绅士坐在皮椅里，面前摆着威士忌。没人看报，都在说话。
一个白发绅士义愤填膺：“荒唐。一个法国人，跑到英国法庭上，成了英雄。而我们自己的女王，成了配角。”
他旁边的人摇头：“不只是配角。她的特赦令和那法国佬的出现时间衔接得太紧密了。女王可能真的是被他的勇气打动了。”
“胡说八道！陛下怎么会……”
“但事实就是如此。”第三个人插话，“《曼彻斯特卫报》已经这么写了。法国报纸更不用说，明天这个消息就会传遍欧洲。”
白发绅士喝了一口酒：“内阁呢？格莱斯顿就任由事态发展？”
一个年轻的议员说：“内阁现在恐怕是‘乐见其成’。现在压力全在白金汉宫，而不是唐宁街10号。”
有人问：“所以这是一场交易？内阁故意放索雷尔进来，好让陛下难堪？”
年轻议员耸耸肩：“谁知道呢？政治就是这样。”
阅览室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有人说：“但那些平民……他们不会罢休的！”
白发绅士嗤笑一声：“平民？他们能做什么？喊几句口号，站几天街，然后呢？日子还得过，工还得打。饿两天肚子，就什么都忘了。”
没人接话，也没有人笑。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次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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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舆论，同样在当天晚上被引爆了。
《费加罗报》晚间版的头版标题是：《莱昂纳尔·索雷尔成为暴政的牺牲品！》
文章详细描述了法庭经过，把索雷尔塑造成为平民牺牲自己的英雄，把英国政府描绘成专制暴政。
《震旦报》的文章嘲讽女王特赦令的时机，称这是“君主制在面对真正勇气时的仓皇失措”。
《小巴黎人报》用了整整四版，回顾索雷尔的所有作品，称他是“法兰西的良心”，而“良心”正是英国现在缺少的东西。
街头巷尾，咖啡馆里，所有人都在议论。
“听说了吗？索雷尔先生被英国人抓了！”
“为了救那些平民！”
“英国人真是野蛮！”
“政府应该派兵去救！”
激进点的已经在喊：“去英国大使馆抗议！”
但更多人是在担心：“索雷尔先生会不会被判刑？”
“英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维克多·雨果在「维克多·雨果大道」130号的家里也收到了消息。
他已经八十岁了，眼睛已经很不好了，但脑子还清楚。他的抄写员正把消息读给他听，他听完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雨果说：“拿纸笔来。”
“先生，您要写什么？”
雨果站了起来：“写一封信，给全欧洲的作家。莱昂纳尔·索雷尔不止是法国的作家，他是欧洲的作家。
他的勇气，是所有人的勇气。他的困境，也是所有人的困境。”
抄写员拿来了纸笔，由雨果口述，他记录。
“致欧洲的所有同行……”
信不长，但字字有力。雨果号召所有作家——英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一起为索雷尔发声，要求英国政府放人。
这是捍卫写作的自由，也是捍卫良知的勇气。
信写好了，雨果签上名：“多抄写几份，寄出去。寄给所有你能想到的报纸，寄给所有你知道地址的作家。”
“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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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冬宫。
壁炉里的柴火噼啪作响，亚历山大三世坐在书桌后，手里把玩着一把镶银的拆信刀。
第三厅的维科夫斯基将军正在向他汇报：“要我说，这是咎由自取。索雷尔写了《1984》，把英国骂成那样，现在落到英国人手里，少不了苦头吃。”
亚历山大三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维科夫斯基。”
“陛下？”
“告诉阿列克谢·鲍里索维奇，以我的名义起草一份正式外交照会，发给英国政府。
就说俄罗斯帝国希望英国政府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基于人道主义精神，释放莱昂纳尔·索雷尔，让他安全返回法国。”
维科夫斯基张大了嘴，他怀疑自己听错了：“陛下……您是说……我们要帮那个法国作家说话？”
“我说得不够清楚？”
“可是……可是我们之前……《1984》……不是……”维科夫斯基结巴得说不成话。
亚历山大三世站起来，走到壁炉前，伸出手烤了烤火。
“维科夫斯基，你在第三厅多久了？”
“十一年了，陛下。”
“十一年，你还是只懂抓人，不懂政治。”
维科夫斯基冷汗下来了：“陛下，我是按……”
亚历山大三世打断他：“我知道你是按我的命令办事，但现在情况变了。
英国第一次在欧洲舆论当中成为弱者，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可是……我们国内还在禁止《1984》……”
“国内是国内，国外是国外。国内，必须严格控制，不能让人心散了。这两件事不矛盾。”
维科夫斯基这才明白了，这不是为了索雷尔，也不是沙皇突然对文学感兴趣了，这是国际博弈中的一步棋。
他低下头：“陛下英明。我这就去外交大臣那里。”
“等等。”亚历山大三世又叫住了他，“照会发出后，让我们的报纸也调整方向。不要公开赞美索雷尔，但可以报道俄国的外交立场，强调我们对作家处境的‘关切’。
措辞要微妙，不能让人觉得我们在鼓励国内的作家效仿索雷尔写什么《1984》。”
“是，陛下。”
“还有，第三厅的工作不能放松。只要《1984》的手抄本还在流传，要继续查，继续抓。国外怎么说是一回事，国内绝不能乱。”
“明白。”
维科夫斯基这才鞠躬退出书房。门关上了。
亚历山大三世独自坐着，又拿起拆信刀把玩。
刀锋很利，一不小心就会割破手指，但是他并不害怕。
他想起《1984》里的话：“OLD LADY IS WATCHING YOU”。
现在，全欧洲都在看着英国，既看英国的笑话，也看英国的处置。
而他，亚历山大三世，要让欧洲也看看俄罗斯帝国，看看他这位新沙皇，要带给那位老女王，怎样的沉重一击！
（今天就一更，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