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青州的春天（二）
虽然蒋通在和自己的手下交流时，时不时的会蹦出一些现代语言。其中出现得最频繁的一句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但是真到了屠刀在手，可以随便灭人家三族的时候。他却砍不下去了。虽然作为一个现代人，他本能的厌恶满门抄斩、夷灭三族等株连政策。但是以他的本心，他是真心想借此机会至少把渤海大多数世家大族的成年男子全部埋葬的。
不过，在从临淄向南皮奔驰的五天里，他反复思考后发现，自己现在不能这么做。
中华帝国，自秦以后，虽然两千年历史上更换了那么多个朝代，但是所有的朝代实际上都是秦帝国的复制品和改良品而已。农耕文化、权力社会、官本位。国家的统治者需要大量的官吏去帮助自己管理国家。而官吏的来源，以前是以血缘为主，官的子子孙孙都是官。唐宋以后是以考试测试个人才华为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一个过渡期：半血缘半才华时期。表现这一特点的，就是士族。
两汉魏晋南北朝之际，正是做官的权利逐渐由贵族世袭向平民阶层开放的时期。仅以汉武帝为例，汉武帝首创察举制，使得一般的平民有了做官的可能。武帝在位54年，先后任命过13位丞相，仔细分析这些丞相的身份就会发现，在武帝执政前期，他的丞相几乎都是西汉开国功臣的儿子或者孙子，又或者是太后、皇后的亲戚等。从武帝执政的中期开始，武帝的丞相出现了靠才学和名声出仕的普通人，到了武帝执政的后期，饱学鸿儒之士就占据了主流了。
但是历史的脚步对于一个普通人的寿命来讲，那是非常缓慢的。一个非贵族血统的平民，在那个没有书面考试的时代，要想获得做官的权利，基本的条件两条：一是确实多少有点料。二是名声大。而要做到这两点，根本的保障还是家庭环境要好。
在那个国家公共学校教育极不完善的时代，一个人要学到知识，最可靠的还是从自家的父母亲戚那里获得。就算有博学大儒开办私学，人家也不可能教你认字吧？人家那里是提高班，基础的东西，还得你自己在家学好才行。而要在家里学知识，前提条件是你家有足够的钱！很简单，饭都吃不饱学什么学？那个年代可不兴什么义务教育、助学贷款啊。
光学到了知识是不行的，还得有名声，那就更需要大把大把的金钱扔出去了：游学天下，到处请人吃喝，被别人请吃喝，互相吹捧，然后慢慢的积累名声。以此求得政府的注意，察举你，让你做官。又或者干脆准备一笔庞大的金钱，直接把负责察举的砸晕也可以。但是还是需要你多少有点料，因为国家要复审。
虽然汉武帝通过察举制在贵族血缘世袭官职的墙壁上开了一个小洞，把做官的权利向民间开放了一点出来。但是因为上述所列的种种原因，使得做官的福利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只能是那些家境富裕、家学渊源深厚的世家大族才有可能挤进这个圈子。而这些挤进去的世家大族们做官获得权利后，又反过身来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家族的发展。使得这些世家大族更加强大。成了不是贵族的贵族。这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做官也好，求学也罢，都比其他的平民阶层的孩子强了太多太多，这个时候，一个人能不能做官，能不能做高官，又要看血缘关系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世家大族的子弟也不能因为自己的长辈是高官就直接做官，不管是真的有才行也好，做样子也罢，反正还是需要一定考核的。这就是半血缘半才华的阶层——士族。
而蒋通所处的汉末三国时代，正是士族阶层的上升期，这个时候的世家大族子弟，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无论文才武略，综合素质相较于其他阶层来说，都是最高的，而且高出不止一星半点。他们甚至是唯一能够对基层力量进行切实掌控和动员的阶层。所以国家的统治者必须依靠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士族，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是蒋通不敢下手太狠的根源所在。
不过虽然如此，但是蒋通必须要杀掉足够分量的人立威：人家发动叛乱你都不敢砍人的话，那岂不是以后随便哪个人都可以背叛你？
所以从初平元年的最后一个月开始，渤海郡兵就忙着攻打一些负隅顽抗的坞堡、庄园。到了初平二年的元月，整个南皮城到处都是来往的囚车，城内的监狱也是人满为患，不得不把一些被抄家的世家大族的宅邸改造成临时监狱。到了初平二年的二月，王烈宣布审理结束。蒋通亲自签发后，南皮城内顿时人头滚滚，血海滔天。渤海绝大多数高门大户的头面人物全部被斩首。共计一百二十余家七百多颗人头落地。蒋通的名声顿时在天下世家大族之中臭不可闻，在士族公敌榜上的位置，也迅速攀升到了第二名。
不过蒋通就暂时顾不上名声了。诚然如欧阳纯的妻子高氏所言，他本来就对渤海的世家大族极不耐烦了，趁着这么个机会，他要将自己的新政在青州全面推行，彻底给予青州新生！
初平二年二月，借着七百多颗人头衬托出的凶残，青州境内暂时一片寂静。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公开反对蒋通。于是蒋通趁着这个难得的时机，接连发布了数条新法令。
首先就是渤海郡正式从冀州剥离，纳入青州刺史部范畴。由青州牧府进行统一管理。并正式任命在本次渤海叛乱中忠于蒋通的欧阳纯担任渤海太守。
其次就是宣布彻底废除渤海民屯、军屯的分别。包括渤海在内的整个青州治下，正式施行摊丁入亩后的均田制、占田令。
所谓摊丁入亩后的均田制，是后世北魏均田制的改良版。靠着渤海世家的集体毁灭和原先青州的一片荒芜，青州政府手里握有大量的土地。故而青州政府对自己治下的自耕农，施行统一分地。每个自耕农家庭，成年男子授粮田二十亩，桑麻田十亩，菜田五亩。成年女子授粮田十亩，桑麻田五亩。粮田每亩政府每年收粮一石。桑麻田等经济作物田地为每年每亩收钱五十文。菜田不收租（1）。自耕农对政府只承担这一部分赋税，既往的人头税、徭役、兵役全部免除。这五十亩田地，不能世袭，户主死亡后政府要收回。
而蒋通颁布的占田令，则是借鉴西晋开国时的土地政策。因为战乱、瘟疫等原因，青州境内人口极为稀少，荒地无数。为了鼓励老百姓把这些荒地尽快的利用起来，出产粮食。蒋通拿出了号称最能刺激农民开荒热情的占田令：在政府授予的五十亩田地能够定时定量的收到赋税的前提下，政府允许、鼓励农民自行圈地占田开荒。一对夫妇最多可以自行占田开荒五十亩。这一部分田地有别于授田称为占田。占田每年需要向政府报备。三年后这块田地归于开荒者私人所有。可以世袭，允许买卖。开荒田主在世时，政府不对这些田地征税。转卖或者传诸子孙导致田主变化后，政府对这部分田地比照授田征税。
简单的说，在可以预见的数十年内，一对自耕农夫妇，只要足够勤劳，就能够拥有一百亩田地，他们在世时，只需要每年向政府上交三十石粮食、七百五十文钱。除此之外就不必再向政府负担任何差事。这其中还有五十石田地可以传诸子孙。而勤劳，汉人的基因里，最不缺的就是勤劳。世界上像汉人那样，早上一睁眼就能够不眠不休的劳作一整天的民族，那可是屈指可数。
蒋通颁布这样的法令，一方面是出于转世前的经验：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形成定额后，农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一年该交多少给政府。这样一来就大大减少了官员和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当然，蒋通也知道，只能是大大减少，完全杜绝蒋通是不敢去奢望的，这些只能是寄希望于毛玠领导的“廉政公署”的监督了。对桑麻田等土地的产出不征收实物而是金钱，就变相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钱能够流通起来，但是每亩桑麻田征收的金钱又远低于土地的出产，就使得农民负担不是很重的同时，还会刺激农民自发的投入到商品经济的交流之中。而占田在开荒者在世的时候不征税，田主变更就要征税的规定，有效的杜绝了农村中儿子长大娶妻后，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的恶劣导致儿子闹着要分家，做子女的嫌弃父母等恶习。相反，做子女的为了那五十亩免税的占田，还要千方百计的让自己的父母更长寿一些。这样便能逐步的移风易俗，使得孝道真正能够大行其道。
至于实行摊丁入亩，免除人头税，就会使得民间隐匿人口、溺死婴儿的恶习得到抑制。在这个人口稀缺的时代，人口就意味着未来。而免除兵役、徭役。是因为蒋通作为一个穿越者，一向认为专业的事情就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士兵，他需要的是职业兵。工匠，他也需要职业工匠。农民不服兵役、徭役，就能使得农民彻底从这些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的弄好田地。
当然，中国人对土地的热情世界第一。职业士兵、职业工匠虽然薪俸优渥，但是中国人一旦有了钱第一件事还是要去买一点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自耕农不再负担兵役、徭役的情况下，在自耕农的负担形成定额，每年能够保留较多收获的情况下。如果还放任自己属下的所有子民过分执着于土地，蒋通迟早会陷入无兵可用、无匠可用的境地——因为大家都会去买地种田当农民！所以，蒋通非常险恶的推出了另外一个政策：独子继承制。
所谓的独子继承制，就是满清秘密建储制的民间扩大版。蒋通规定，一对成年自耕农夫妇，在其在世的时候，若有男孩成年后，政府一样授予三十亩授田，允许在保证这三十亩授田的赋税能够及时足额上缴的前提下，自行再度开垦三十亩荒田。但是这新增的六十亩田地仍然是记在父母的名下。做父母的死后，所有遗产不得分割，只能由其所有子女中的一个继承。父母在世时应当向当地政府报备，确立遗嘱。遗嘱由当地政府统一进行保管。只要做父母的神志清醒，可以最多一年更改一次遗嘱。在官衙中的存档遗嘱若有遗失、私自开启的，发现一例，主管官员及其手下全部斩首，家产全部充公。父母遗嘱中必须指明其所有遗产均由其中某一个子女继承。待订立遗嘱的父母死亡后，其所有子女均应同时到场，当地政府派出官员，民间派出乡老，一同打开死者的遗嘱。根据遗嘱，将死者的所有财产全部交付给其中一名子女。至于这位子女拿到父母的全部遗产后，是独吞呢还是分一些出来给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政府就不管了。但是政府支持、鼓励独吞！而蒋通认为，以人的自私性来说，估计被指定接收遗产的子女也非常愿意独吞。
这样一来，就肯定会产生大量的无地无产者，这些人除了做自己兄弟的佃农之外，要想翻身的话就只有当兵、做工匠、到城市中来讨生活了。这样一来，兵源。第二第三产业的工源，就自然有了保障。
蒋通还是洪亮吉《治平篇》的忠实拥趸。洪亮吉在治平篇中说道：康雍乾三世社会稳定，雍正初年和康熙初年相比较，全国人口长了十倍。到了乾隆年间，人口数量是康熙年间的二十倍。接着洪亮吉以一家为例，深刻而具体地揭示出人口增长过快必定会使土地、房屋及其他生活资料显得越来越紧张的道理。洪亮吉指出，虽然还有空地、空屋，但这些最多“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这就必然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这就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道理：若不控制人口，人们将要面临生活资料严重不足的威胁。洪亮吉在谈到人口繁衍过快造成生活资料贫乏的同时，还十分忧虑因此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一家人中常有一二人不听从教育，“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生活资料的匮乏，有人必然起而作乱，在“治平”的社会里，因为人口增加过快，生活资料逐渐缺乏，社会发生动乱。所以蒋通推出独子继承制还有一个目的：虽然短期内由于占田令、免除人头税等政策的刺激，自己治下的人口在未来数十年内可能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增长，但是时间长了。人口就会进入自发性控制之中：独子继承制的一个连带作用就是迟早会催生一夫一妻无妾制。这也是蒋通一直忍着不纳妾的原因：你们老大我都只有一个老婆，你们做属下的怎么不学着点？而一夫一妻无妾制真的一旦逐渐成为社会主流，那么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就会稍稍放缓。等到大家猛然发现：除了继承家产的儿子过得很舒坦外，其余的孩子都活得很艰难的话。大家自然会自发性的节育了——当然，蒋通也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会搞出高大上的避孕工具的。
当然，新政策这个东西，蒋通拿出来了后肯定要交给自己的手下们去执行。谁知道自己手下的官员们，对其他的政策一声不吭，唯独对独子继承制反应极为强烈。
“将军！属下不反对家产由一个孩子全部继承，但是一定不能这样秘密建储。按照周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才是正道。这样一来，什么都按照名分确定了归属。就不会有内部的争夺。属下已经可以预见，若是实行秘密建储，一个家庭之中，做子女的肯定是互相视为仇雠，纷纷明争暗斗。这哪里还有兄友弟恭的礼仪？”
咦，荀彧荀文若，难倒你都没有闻到哥这个独子继承制里还有隐藏得很深的险恶杀招：一夫一妻无妾制么？也对，你虽然是这个时代最强的内政专家，但毕竟没有经历过后世人口爆炸，各项资源极度稀缺的时代。怎么会想到哥的险恶用心呢。不过嘛，你用周礼来跟我说这些，那好，我也用周代的事实来反驳你好了。
“嗯，文若，你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文若啊，你仔细研究过楚国的历史没有啊？（在此向《楚国八百年》这部纪录片的全体创作人员致敬）”
“彧不知将军所说的仔细是指什么？”
“啊，这么说吧。通看楚国史，觉得楚国八百年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曰庄王之前。一曰庄王之后。文若以为然否？”
“将军所说不无道理。庄王之前，楚国不屑学习中原文化，不讲礼仪，动辄灭人家国，故而被视为蛮夷。始终不为中原诸国所承认。庄王之后，楚风大变，讲周礼，重礼仪。楚国从此得到诸国认同。楚国故地也成为我中原文化范畴。”
“嗯，通所看到的，跟文若完全不一样。”蒋通的语气稍稍强硬了一点：“庄王之前，楚国不习周礼，王位的继承往往充满血腥，历代楚王上台，无一不是刀剑开道，子杀父，叔杀侄，屡见不鲜。这就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精力旺盛、野心勃勃、能力出众者胜！这样就使得楚国的历代君主都是胸怀大志的狠辣之人。楚国的疆域也扩展极为迅速，楚兵也往往是战无不胜。庄王之后，楚国大习周礼，完全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楚国的王位继承确实没有那么血腥了，但是楚国的生机和活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从此楚国的疆域增长缓慢，楚国的士兵战斗力每况愈下。最终疆域为天下之半的楚国灭亡。文若，这事情你怎么看？”
“……将军所言，不无道理。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在学蛮夷么？”
“这个嘛，我倒不觉得学习蛮夷有啥不好。”来自后世的蒋通，对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心理负担的——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不都是在向蛮夷学习么？“所谓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我中原的礼仪，还是蛮夷的规则。只要能有助于我大汉保持生机和活力，帮助我大汉千秋万载，就算是蛮夷的规矩，拿来用用又怎么了？”
“……将军，彧对此无法赞同。不过也可以试着施行看看。”
“当然，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们先试着施行一段时间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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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的赋税制度屡有变动，但大致是这样的：汉代的自耕农主要对国家承担以下义务：田税、口赋、算赋、户税、兵役、徭役。
田税就是地租，刘邦建汉后定田税为十税一，惠帝十五税一，文帝三十税一。到了后汉，差不多都是十五税一。也就是说，农民要把所有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无偿交给国家，作为田税。按照汉代平均亩产不足5石的产量来说，每亩的负担大约是0.33石。桓、灵时期，国家缺钱，除了实物地租外，田税上每亩还要加收二十钱。
口赋：对7到14岁的未成年男女征收的人头税。每人每年二十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龄降低到3岁。每人每年二十三钱。到了后汉桓、灵时期，国家缺钱缺得厉害，就规定孩子一出生就开始算口赋。这个恶政导致民间隐匿人口、溺杀婴儿的事件层出不穷，几成风气。
算赋：对15到56岁的成年男女征收的人头税。税率变化较大，一般是120钱每人每年，商人和奴婢加倍计算。但这个不是定额。国家还是很贴心的要求征收官员视当地经济情况水平征收。这就给了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机会：西汉文景时代，皇帝轻徭薄赋，田税三十税一，算赋最低低到了40钱每人每年，但考古发现证明即使是号称吏治清明的文景时代，有的地方最多的时候收到500钱每人每年。
户税：按照每一户为单位进行征收的家庭财产税。这是一个无限放大官员手中权力的恶政。因为户税的多少，是根据这一户人家财产多少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征收的。但是这一户人家财产的多少，是由地方官员进行认定的。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能想象得到的——真正有权有钱的人交的很少，没权没钱的人家产被虚高，交很高的税。
徭役：国家强迫平民进行无偿劳动。汉承秦制，有更役、正卒、戍卒等，并可纳钱代役称更赋，徭役集中于平民身上，给了基层官员贪污受贿、压迫平民的机会。
兵役：汉代兵役比较复杂。根据具体情况，有很多不同。但总的来说，在和平时期，男子二十三岁开始到五十六岁这段时间，至少应服三年兵役。先是在本郡据其地方性质当一年或骑士，或材官，或楼船的“车骑材官卒”，称“正卒”，即郡国兵，受训获得必要的军事技能，然后回乡务农，成为国家的预备兵。以后再据实际需要，或当一年“戍卒”，即在边防军服役一年，或当一年“卫卒”，即在京城警备部队服役。结束后每年还需在本地服劳役一月，称“更卒”，任务是修营垒、做烽燧、建宫室、陵墓，修河堤，运输等。这其中去京城警备部队服役待遇较好，国家管饭。其他的得自己负责食宿和路费，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综上，汉代自耕农的田租看起来不多，其实后续税种繁多，农民的负担极为沉重。主角在本书中做的就是加重田税、减少税种，减轻农民的其他负担。使得官员上下其手贪污腐败的机会相对减少，农民能够专心种地。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所有的轻徭薄赋最终得利的都是有钱人，所有的高福利国家全部都是重税国家。
蒋通是法家的信徒，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其出发点从来都是先把这款法律管理的对象想象得极度黑暗极度卑劣。之后制定相关的条款来预防这些可能发生的黑暗和卑劣。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来说，蒋通的法律那就是一纸空文，根本对他起不了作用。而对一个作奸犯科的人来说，活在蒋通的治下就非常糟糕了。因为做啥事都被蒋通给预先想到了，早就有法律等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