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军的印象，我们第一会想到它们的残暴，而且会想到它们嘴里经常嚷嚷的“武士道”“效忠天皇”等等等等。不可否认日军在作战时的装备和人员素质都很高，但是恰恰是这只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准的“皇军”中却出现了一支史上少有的“经济”部队――――-大阪第四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代号“淀”[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四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是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属于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越两万两千人，下辖四个联队，标准甲等配备，其核心为第八联队，因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败不怕的八联队”之勇名。
二战时，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佚事。
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现在，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夕官兵集体装病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但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就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当时，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四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而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四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八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返程的时候，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最重要”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有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才将其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
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使用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原因：大阪商贩蔑视皇权
对于第四师团的表现，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
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