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透了。
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铺在法院正门的台阶上，把石阶映得像一块一块切好的姜糖。他的西装外套搭在左臂上，右肩的伤口已经在医院处理过了——缝了七针，绷带从肩膀一直缠到肱二头肌，隔着衬衫还能看出鼓起来一块。医生说不严重，但要忌口，不能沾水，三天换一次药。他把医嘱单团成一团塞进裤兜里，在便利店买了一瓶矿泉水，站在法院门口一口气灌下去半瓶。
手机震了一下。苏砚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家里有粥。来不来？”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五秒钟，然后把剩下的半瓶水浇在脸上，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苏砚住在新城东边的一个科技园区边上，不是什么高档别墅，是一栋六层公寓楼的顶层，带一个露台。陆时衍按门铃的时候门就开了，苏砚穿着家居服站在门口，头发随意地扎了个马尾，手里拿着一个汤勺，围裙上沾着几粒米。她在煮粥，白粥，什么都没放——不是皮蛋瘦肉粥，不是海鲜粥，就是一锅干干净净的白粥，米香从厨房里飘出来，把整个玄关都蒸得暖暖的。
“你的肩膀。”她说的不是问句，是陈述句，目光落在他衬衫下面鼓起的绷带上。
“七针。”
苏砚点了点头，转身进了厨房，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白瓷碗，碗里是粥，粥面上撒了一层薄薄的红糖。她把碗搁在餐桌上，推到他面前，自己在对面坐下来。
“红糖补血。”
“中枪失血是补血，缝针不算失血。”陆时衍拿起勺子，还是低头喝了一口。粥熬得很烂，米粒几乎化成了糊，红糖的甜味混着米香，从喉咙滑下去的时候带着一种朴素的暖意，像是冬天泡脚泡到水温刚好的那个瞬间。他又喝了一口，然后放下勺子，看着苏砚，“你是不是想问我，明天打算怎么对付温衍之？”
苏砚没有否认。她把桌上一个平板电脑转过来，屏幕亮着，显示的是一封刚收到的邮件。邮件只有几行字，来自一个陌生的海外邮箱，正文写道——苏总，您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我已联系上，对方愿意见面，但只能见一个人，时间地点由他定，三天内。
“我明天去见。”苏砚说。
“不行。”陆时衍的声音很轻，但拒绝得很干脆，“那个枪手今天在法庭上说‘温老师对不住’。这句话意味着温衍之背后还有人，否则一个死刑犯的口吻不可能对一个失势的法学教授这么恭敬。这意味着他们组织内部的纪律性远超常规犯罪团伙。也意味着，如果温衍之还在看守所里，而外面的人想要继续堵住你的嘴——”
“我说了，我去。”苏砚打断他，语气一样轻，一样不容商量，“你肩膀上有七针，你师父在看守所里等你明天去见他，你律所的两个合伙人今晚正在加班帮你整理下午枪击案的旁听者口供，你明天排了三件事，没有一件能推掉。”
陆时衍张了张嘴，发现她说得全对。
苏砚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不是得意，是一种很淡的、近乎透明的无奈。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声音从玻璃窗那边传过来，带着一点回响：“陆时衍，我父亲出事那年我七岁。他最后一次出差前给我煮了一碗粥，也放了红糖，跟我说等他回来带我去看海。我等到现在，粥会煮了，海我自己去了，但他没回来。”
陆时衍站起来，走到她身后。他没有碰她，他这个人不会随便碰别人。
“你知道今天那个人把枪对准我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苏砚转过身，靠着窗台，抬头看他。她的眼瞳里倒映着厨房昏黄的灯光，像是两颗浸泡在温水里的黑曜石，“我在想——如果我死在这个法庭上，我父亲的事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不能死，你明白吗——我必须自己去见那个人，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因为有些事，别人替不了。”
陆时衍沉默了好一阵。窗外远处是科技园区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把夜色切割成细碎的片段。他想起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写过的那句话——“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
他把餐桌上那碗粥端起来，慢慢喝完，把碗放进水槽里，然后转过身说了一句话。
“去见可以。明天我让薛紫英把她的防身警报器给你带一个。还有——”他从公文包里翻出一个名片盒，抽出一张名片推到她面前，“这个人是我在公安部的老同学，你到了地方发定位给他。如果半小时内你没有再发消息，他会直接出警。”
苏砚低头看了看那张名片，把名片收进手机壳里，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陆时衍去了看守所。
温衍之被关在单人监室。他是昨天下午庭审枪击案发生后被当庭羁押的，检察院连夜批捕，罪名从“包庇罪”升级为“涉嫌组织犯罪”。陆时衍在律师会见室里等了十五分钟，铁门打开，温衍之走进来。
他的中山装被换成了看守所的蓝色马甲，手杖没了，走路的时候瘸得很明显——左腿早年骨折过，没接好，平时靠手杖遮掩，现在遮不住了。他的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苟，但一夜没睡，眼袋很深，嘴角的法令纹深刻得像是用刀在脸上刻的坐标系。
他在陆时衍对面坐下来，看着玻璃外面这个他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对视了半分钟。
“肩膀还疼吗。”温衍之的声音沙哑，但这句问候本身就像一记耳光，打过之后还在空气里留下嗡嗡的回响。
“七针。”陆时衍的声音平静，像是在陈述别人的伤情，“我问三个问题。第一，那个枪手是谁派来的；第二，你十年前在苏砚父亲的破产案里具体销毁了哪些证据；第三——”
“你问这些是作为律师，还是作为学生。”温衍之打断他。
陆时衍看了他两秒：“作为律师。”
“那我有权保持沉默。”
“作为学生呢。”
温衍之沉默了很久，久到会见室墙上的挂钟秒针转了整整五圈，然后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苍老无力，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翻开最后一张牌之后，发现牌面上什么都不剩。
“陆时衍，你记不记得我教你的第一课是什么。”
“法学概论。”
“不对。”温衍之缓缓摇了摇头，“我教你的第一课，是你进校第一个月你跟师兄因为一个案子吵架，我说你没有辩论经验，让你去模拟法庭练三个月再回来。你跟我说——老师，法律的尊严不是练出来的，是争出来的。”
陆时衍没有接话。
“这句话我记了十二年。因为这是我这辈子教的唯一一句真话。”温衍之把手放在玻璃上，那只手枯瘦干净，指节因为早年长时间翻案卷而显得有些变形，“我年轻时也觉得法律有尊严，后来我发现尊严输给了钱。钱输给了更大的钱。更大的钱输给了恐惧——你不知道上面那些人想让你害怕的时候，能有多让你害怕。”
“所以你就替他们销毁证据。”陆时衍语气冷下来，“十年前苏砚父亲的破产案里，那份核心会计报告是你亲手从法院档案室调出来的，调阅登记表上还留着你的签名。报告里有苏父公司被恶意做空的完整证据链，你把它拿走了，案件因此失去关键证据，苏家败诉，苏砚的父亲跳楼。”
温衍之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指在玻璃上轻轻颤了一下。
陆时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影印件。那是一份发黄的旧文件的影印本，文件抬头是“XX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后面有一段被墨水涂黑的信息，但墨迹下面依稀能辨认出一个蓝色的长方形印章印痕。他把文件贴在玻璃上让温衍之看清。
“你没烧掉原件。原件在你手里。你留了一手，留了十年，就是怕有朝一日你背后的人把你也推出来当弃子。”
温衍之的眼神终于变了，不是恐惧，而是一个隐藏太久的东西被突然揭开之后，残余的最后一丝羞耻。
“原件在哪儿。”陆时衍一字一字地问。
会见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温衍之垂下眼睛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那只枯瘦的手，说了一个地址。那地址不在任何一座大城市，在西北一个四线小县城的农村信用社保险柜里。他说那个保险柜的钥匙放在他女儿手里，他八年没见过了。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陆时衍从没在他脸上看到过的表情——不是忏悔，不是乞求，是某种更接近于解脱的东西。
“那个枪手——”温衍之开口，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像是在拼凑最后一块拼图，拼了很久，最终决定放弃，“你不要查。查下去的话，你和你那个女当事人，都活不了。”
陆时衍把文件收回公文包，站起来。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了脚步，没有回头。
“温老师，你第一次上课在黑板上抄过一句话。”
温衍之没有回答。
陆时衍推开门，外面的阳光照进来一道，落在会见室的水泥地面上，切割出一条明暗分明的界限。
他说完那句话就走了。身后的铁门重新关闭，发出沉重的声响。
那句话是：“法律是过去写给未来的信。”
温衍之一个人在会见室里坐了很久，然后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手一直在抖。
与此同时，苏砚站在西北某县城长途汽车站门口，正被漫天风沙糊了一脸。
她早上五点的飞机，转了两趟车，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面前这个县城小得只有两条街，出租车不跑表一律十块，风沙大得她把头发全部扎进帽子里。她按地址找到那家农村信用社的时候，发现信用社早改成了快递代收点，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正在刷手机的大姐。
苏砚拿出名片——十年前那种老式名片，纸质发黄但上面的电话号码还清晰。大姐接过去看了一眼，又看了她一眼，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到里间，拨了个电话说了几句本地方言，然后回来跟她说：“人让你去后街茶馆，走路五分钟。”
后街茶馆是真的茶馆，不是那种挂茶馆名的麻将馆。老榆木桌子斑驳油亮，茶壶是搪瓷的，泡的是砖茶，一块钱一杯。角落里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起毛边的深蓝色工装，脸晒得很黑，眼睛周围全是褶子，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杯边缘磕掉了一块瓷。他看见苏砚走进来的时候，握着茶杯的手猛地收紧，骨节发白。
“你是苏厂长的娃。”他的声音粗粝，像是打磨砂纸，“你跟你妈长得一个样。”
“李叔。”苏砚叫了他一声——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父亲老照片里的影像，那是她还是幼童时踩在他肩上摸厂门口的招牌时留下的印象。
老李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页泛黄的纸和一盒录音带。他把信封放在桌上，但没有推过来。
“这东西我存了十年。当年苏厂长出事之前把它交给我，跟我说如果有人来找，必须是他的家人本人来，才给。”他的目光在苏砚脸上停了片刻，然后他把信封推过来，“是你来了，就给你。”
苏砚摊开文件。最上面是一份审计报告的备份——原件还在别处——报告里清晰地记录了她父亲的公司当年被恶意做空的完整过程。下面是一份名单，列出了参与那场资本围猎的七个人，最后一个名字她不认识，但前面六个她全知道：三个是当年父亲公司的“合作伙伴”，两个是律师，一个是某银行当时的信贷部主任。
第七个名字，叫叶天明。
她在陆时衍给的那份可疑文件中见过这个名字——陆时衍说这份可疑文件是几个月前一个神秘线人塞给他的，上面写着“导师签名”四个字，她当时只看了一眼就被扔在一边，现在这份名单让所有碎片猛然拼接在一起。
她拿出手机，拨通了陆时衍的号码，同时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录音带缓缓转动，里面传出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她很熟悉——虽然只听过一次，但她永远忘不了——是温衍之的声音，比现在年轻十岁，但语气是一样的冷静，冷静到像是在念一份判决书：“叶总你放心，苏家那件事我已经处理干净了，所有证据——”
苏砚按下了暂停键。
“陆时衍。”她对着手机说，声音很稳，“名单上的第七个人叫叶天明。是你老师当年背后那个人。”
电话那端沉默了大概三秒钟。然后陆时衍的声音传过来。
“叶天明。全国律协副会长，当年我进校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过一节课，讲的是‘法律人当以正义为信仰’。”
“就是他。”
电话那边又沉默了片刻，然后陆时衍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没有一丝笑意，只是某种被压抑太久的东西从胸腔里挤出来时的摩擦声。
“苏砚。”
“嗯。”
“你在那边别动，我让人去接你。接下来的事——法庭上见。”
“法庭上见。”苏砚说完这三个字，挂了电话，把录音带重新收好，看着对面的老李。老李已经把茶喝完了，正在用粗糙的拇指摩挲着茶杯的缺口。
“李叔，当年您跟我父亲——”
“我是你父亲的会计。”老李打断她，抬起眼睛，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忽然有了一点光，“苏厂长出事那年我三十五岁，我这辈子只给一个人当过会计。后来那些工厂陆续都倒了，我守着这间旧茶馆，到现在也没走。”
苏砚低头看着桌上泛黄的名单，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小时候每次考了第一名就会去找父亲要奖励，父亲每次带她去吃冰淇淋之前，都会签一份文件，文件上那个签名的字迹和她面前这张名单上一模一样——横平竖直，每一个勾都勾得极有力。
她把文件装进包里，站起来，朝老***欠了欠身。
三天后，全国律协发布了一条简短到几乎没有细节的通报：副会长叶天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同期被带走的还有其下属的两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通报用了不到八十字，但每一条转载下面，评论区都炸开了锅。
温衍之的案子被并入调查，那个派出所枪手的幕后指使者终于在第三层关系网上被挖了出来。整个法律圈都在低声议论一件事：陆时衍告了自己的老师，这件案子从技术上还不算打赢，但从道义上已经赢完了。
陆时衍的办公室桌上堆满了各媒体的采访请求、法院的新案件传票以及律所其他律师留下来让他签字的一大摞文件。薛紫英敲门进来的时候，他正准备关灯下班。
“外面又来了三个记者，说想请你谈谈‘法律人对师门的道义’。”
“告诉他们，‘道义’是对遵守法律的人讲的，犯罪分子不适用道义条款。”陆时衍把公文包合上，抬头看她，“你那段电话录音还在吧。”
薛紫英点了点头：“在。我已经备份了三份，一份在律所保险柜，一份在云端。”顿了顿，她又问，“苏砚那边怎么样？”
陆时衍往窗外看了一眼。远处的科技园区霓虹灯又亮起来了，一闪一闪的，苏砚的公司就在那片灯海的最亮处。
“她今晚加班。新品发布会的日子重新定了，下个月三号。”
“这次不会被延期了吧。”薛紫英难得笑了一下。
陆时衍没有回答，但他嘴角往上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他关掉办公室最后一盏灯，走出门的时候，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粥还在煮。
发件人：苏砚。
他站在电梯前，看着走廊暗下来，想着从法庭枪击到现在，同一个人给他煮了两次粥。第一次是受伤那天晚上，第二次是今天。他其实不怎么喜欢喝白粥，但这两次他都喝光了。
有些人一辈子不会在嘴上说什么动听的话，他陆时衍不需要对谁说那三个字，粥凉了再热的那个人，本来就已经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