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梁老先生正躺在一张鸦片床上，动弹不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有眼角不停地淌泪。他的儿子在牢里，他的烟馆被人砸了，他的妓院被查封了，他一辈子攒下的那点名望和基业，像沙滩上的城堡，被一个白人的一顿酒疯和一个警察局的封条，三两下就冲垮了。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的儿子才两岁，他走的那天，儿子还在床上睡觉，脸朝里，只露出一圈毛茸茸的后脑勺。他不敢回头看他，怕一看，就迈不动腿了。三十年了，他来这里三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被白人骂过Chink，被警察打过耳光，在铁路上炸山炸聋了一只耳朵。可他撑下来了。他撑下来，就是想让我的儿子，不用再吃这些苦。”
“可他吃的苦，”梁老先生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几乎听不见，“还是跟我一样。”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没吃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罪，忽然之间被推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被一群五大三粗的白人警察围在中间，被按进冰水里，被剥夺睡眠，被当作一条狗一样地对待。他做错了什么？他打了一个畜生不如的白人，一个把十九岁的姑娘打得终身不孕的畜生。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面前，那个畜生是“公民”，而他的儿子呢，不过是一个“Chink”。
次日清晨，皇宫酒店的早餐厅里，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将白色的桌布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秦渡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他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他百无聊赖地翻着菜单，咖啡来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上化开，让他混沌了一夜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八点整，詹姆斯·邓肯准时出现了。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白人男子，中等身材，略微发福，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马甲上的金表链在晨光里晃来晃去。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架着一副银边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却锐利得像两把手术刀，看人的时候仿佛能把你剖开，看穿你肚子里每一道弯弯绕绕的心思。
邓肯走到桌前，与秦渡握了握手，那握手短暂而有力，不带任何多余的温度，像在完成一道程序。
他坐下来，不客气地拿过菜单，飞快地点了一份煎蛋、培根和一杯黑咖啡，然后将菜单往旁边一推，双手交叉搁在桌上，直接进入了正题。
“秦先生，您昨晚在电话里说的那桩大买卖，现在可以讲了。”
秦渡没有急着开口。他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慢条斯理地放下，然后将一个牛皮纸信封从西装内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轻轻地推到邓肯面前。
“邓肯先生，我这里有一个人，”秦渡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商务报告，“昨天晚上，他被关在中央警察局的地下室里，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剥夺了数十个小时的睡眠，被按进冰水里反复呛水，最后在一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状态下，在一张他根本没看清内容的口供上按下了手印。”
邓肯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他没有打断秦渡，也没有急着去看信封里的东西，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猎手在观察猎物的一举一动。
“这个人今年十九岁，在美国长大，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父亲在唐人街做了一辈子的生意，积攒了一些家业。三天前，一个白人水手在他的妓院里把一个十九岁的华人姑娘打得终身不孕，他气不过，追出去把那个白人打了一顿。那个白人断了三根肋骨，鼻梁骨折，颅内出血，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当然，他是活该的。”
秦渡说到这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弧度带着一丝冷意，“可警察不管这些。警察只看到一件事，一个中国人打了一个白人。所以他们抓了他，封了他的店，还要逼他认罪。然后呢？然后他们会把他送上法庭，给他一个蓄意谋杀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关上十年、二十年，直到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罪犯。”
秦渡顿了顿，望着邓肯那双藏在镜片后面的、锐利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而我要做的，不是证明他无罪。我要做的，是让您帮我们打一场，证据排除战。”
邓肯的眉毛挑了一下。那是兴趣的信号。一个刑事辩护律师，听到“证据排除”这四个字，就像一只老猎犬闻到了火药味，浑身上下的毛都竖了起来。
秦渡将那封牛皮纸信封又朝他推了推，信封的口是敞开的，里面露出几张照片和一份手写的笔录。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的脸，青紫的淤血，肿胀的眼眶，裂开的嘴角，额角上一条还在渗血的口子。照片的角度很刁钻，显然不是随便拍的，而是有人专门找好了光线和距离，将每一处伤痕都清晰地呈现在镜头里。
“这是今天早上，我一个朋友进探视室的时候，用藏在袖子里的微型相机拍的。”秦渡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只有两个男人之间才会有的、坦诚而危险的默契，“这些照片上的人，叫梁家骏。他在被审讯期间受到的暴力，远远超过了合法的界限。而这些，只是他身上的。还有更多的，他的精神状况，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如果您需要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评估报告，我也可以安排。”
邓肯终于伸出了手。他将信封拉到自己面前，抽出里面的照片，一张一张地看过去。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那副冷淡的、职业化的面孔。可秦渡注意到，他看照片的速度越来越慢，每看一张，手指就在照片的边角上多停留一瞬，像在称量它的重量。
“有意思。”邓肯放下最后一张照片，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
“你来找我，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案子——打赢很难。”
“恰恰相反。”秦渡微微一笑，那双狭长的眼皮覆盖着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这个案子，只有您能打赢。因为您不是那种只会照着法条念的律师。您是那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律师。”
邓肯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将眼镜重新戴上，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像一头刚刚吃饱了的、正在盘算下一顿食物的海豹。
“秦先生，您给我画了一张很大的饼。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句话听上去很漂亮，可它背后需要的东西，您未必给得起。”邓肯顿了顿，伸出三根手指，“首先是钱。这个案子会拖很久，我的小时费率您知道，我带的团队也需要按小时收费。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有可能。您的口袋，够不够深？”
“这个您无需担心。”秦渡的回答干脆利落，像子弹上膛。
“其次是时间。这个案子不能急。每一个程序都要走完，每一份证据都要抠到骨头里，每一个动议都要写到完美。您和您的朋友，有没有这个耐心？”
“当然有。”
“那么最后一点”邓肯忽然坐直了身子，身体前倾，两只手肘撑在桌上，那双锐利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秦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梁家骏本人，能不能配合我们的策略？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证明他无罪。我们的目标，是证明警方的取证程序是违法的。这意味着，梁家骏不能在法庭上喊我没打人、我是清白的。他必须承认他打了那个白人，然后指出——可是我的口供是在被打了四十个小时、被按进冰水里之后签的，那份口供不能算数。”
邓肯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秦渡听得见，可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在秦渡的心上：“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承认自己打了人但还是要翻供，比坚称自己没打人难得多。前者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需要——信任。他必须相信他的律师，相信这个制度，相信在这个制度里，还有一条他能走通的路。而这条路，不是常规的路。”
“我相信他可以。”
邓肯看了他许久。那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一个老棋手遇到了一个能下棋的年轻人，心里头那点技痒难耐的、忍不住想要过过招的冲动。
他终于点了点头，伸出手来：“那么，秦先生，合作愉快。”
秦渡握住那只手。这一次，邓肯的握手比刚才有力了许多，带着一种一旦达成便不会再更改的、沉甸甸的笃定。
接下来的日子，这盘棋便正式开枰了。
邓肯的效率极高。当天下午，他便带着两名助手，一个年轻的犹太裔律师，一个专门做刑案调查的退休警探，出现在了中央警察局门口。
他们没有要求见梁家骏，而是直接找到了奥布莱恩巡官的办公室，递交了一份正式的“人身保护令”申请，要求在法庭听证之前，禁止警方对梁家骏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审讯。
奥布莱恩翻着那份措辞严谨的、长达八页的法律文件，脸色像吞了一只苍蝇。他抬起头，看着邓肯那张波澜不惊的脸，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邓肯先生，这是——”
“这是您昨晚对梁先生所做的一切的法律后果，巡官先生。”邓肯的回答冷冷淡淡，“我的当事人声称，他在被贵局羁押期间，遭受了非法的、超出法定限度的暴力审讯，包括但不限于：剥夺睡眠超过四十小时，剥夺食物和水，拳脚及警棍殴打，以及被反复按入冰水中导致窒息。这些都是第三级刑讯的典型手段，巡官先生。而这些手段，根据加州刑法和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都是非法的。”
他顿了顿，将一份影印文件放在奥布莱恩桌上，用指尖轻轻一点：“这是我的当事人身上伤情的医学鉴定报告副本。原件已经递交到了法庭。照片您也看到了，实不相瞒，我的当事人现在的样子，比照片上还要糟糕一百倍。”
奥布莱恩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邓肯已经转过身去，带着他那两名助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皮鞋踩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笃笃笃的声响渐渐远去，像一阵令人心安的鼓点。
一周后，第一次庭前听证会在旧金山高等法院举行。法官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人老头，姓哈里斯，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镜，整个人瘦得像一根竹竿，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秦渡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双排扣西装。他没有像其他旁听者那样交头接耳，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搁在膝盖上。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像一个坐在台下看戏的观众，戏台上的风起云涌、刀光剑影，似乎都与他无关。
代表控方的是一个年轻的检察官，姓卡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上去像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说起话来语速极快，像一把上了膛的机关枪。
他的策略很明确，将梁家骏描述成一个“暴力的、有预谋的、危险的”人物，将那个白人描述成一个“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不幸遭遇了暴力袭击的”受害者。至于那个被打得终身不孕的华人姑娘阿珍，在卡特的陈述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出现，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
邓肯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的速度很慢，可当他站直了身子，正对着哈里斯法官的那一刻，整个人忽然变了——像一把生锈的旧剑被从鞘里拔出来，露出了底下依然锋利的、寒光凛凛的刃。
“法官大人，”邓肯的声音不高，语速不紧不慢，可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落在地上，“本案的核心，不是梁家骏先生是否打了人。本案的核心，是警方在取得梁家骏先生的口供之前，对他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