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
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
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日本人分县铃木智子：
南京大屠杀是多么悲惨啊！我的祖父也在南京、上海打过仗，他经常给我讲那时的景，他好像也杀害过几个中国人，还讲那时战争就是以战斗为乐趣的。
作为人，接受了强制的教育，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吗？常听见他们说这是为了国家、为了祖国等等。我想，那也不能轻视人的生命。
我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所作所为感到耻辱，而且要承认这些事实，认真地自我反省，并且把这些事实告诉给我们的子孙。我不仅要祈祷世界和平，而且要自觉地为世界和平尽力。
失去了丈夫的邓明霞（中国南京）：
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冢守寡，守了五十年了！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二十一岁，女儿小华还不到一岁，今年她五十了！我吃了五十年的苦啊！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几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三十五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跪在地上哭着求：“老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端起就是一枪，老太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
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
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夫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枪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夫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材，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二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几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伴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年逾古稀的邓明霞大娘流着泪对我诉说她的苦难的时候，她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回来了。她朝我点点头。她今年五十岁，是一位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