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的紧急军情如一块沉重的寒冰，瞬间将朝堂上因驿传之事而起的纷纷扰扰压了下去。宋金刚的铁骑如同凛冬的北风，短短半月间连破榆次、寿阳，兵锋直指太原南面的门户——雀鼠谷。太原留守李元吉（李渊第四子，封齐王，镇守太原）连发数道告急文书，言辞惶恐，甚至有弃守太原南逃之意。朝野震动，李渊更是震怒，在朝会上严厉申饬了主张“暂避锋芒、徐图后举”的太子属官，决意立刻发兵救援。
然而，在由谁挂帅这个核心问题上，争议依旧激烈。太子李建成再次力荐幽州总管罗艺，认为其久镇北疆，熟悉突厥与刘武周，且麾下幽州铁骑精锐。秦王李世民则坚持由经验丰富、熟悉河东地形的刘弘基或刚刚在洛阳之战中立功的屈突通挂帅。双方在御前争论不休，几乎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
正是在这种紧张到近乎凝固的气氛中，杨军通过杜如晦，将一份厚厚的、以兵部驾部郎中名义呈递的《河东军情研判及平贼方略》密奏，送到了李世民的案头。这份奏疏，是杨军结合杜如晦提供的详细军情、自己记忆中的历史脉络、以及这段时间整理舆图驿传对地理交通的深刻理解，熬了数个通宵草拟而成的。
奏疏没有直接涉及主帅人选之争，而是以扎实的情报分析和清晰的战略推演切入：
“臣谨按：刘武周、宋金刚之患，其根在突厥，其锋在骑兵，其弱在粮秣与人心。”
“刘武周依附突厥始毕可汗，借其兵势，然突厥贪利反复，其助刘武周，意在掳掠河东财货子女，非真欲助其成事。我可遣使携重金，密结突厥内部与始毕有隙之贵族（如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或直接贿赂始毕左右亲信，陈说利害，许以战后加倍酬谢，力求使其至少保持中立，或迟滞对刘武周之支援。此乃‘伐交’，可解外援之患。”
“宋金刚虽勇，然其军多为骑兵，利于野战突袭，短于攻坚与持久。且其疾进南下，补给线拉长，粮秣多赖就地劫掠或后方转运。太原至雀鼠谷一带，经前岁战乱，本就民生凋敝，今又值青黄不接，宋金刚数万大军顿兵坚城（太原）之下，时日稍长，必生粮匮。”
“故臣愚见，平贼之要，不在速战，而在‘拖’与‘耗’。当以一员老成持重、善于守御之大将，率精兵前出，不必急于与宋金刚决战，而是依托太原及雀鼠谷险要，深沟高垒，坚壁清野，将周边粮草人口尽数收纳入城或转移，使敌无从掳掠。同时，派遣数支精锐轻骑，由熟悉当地地形之将领率领，专司袭扰敌军粮道、截杀其斥候散卒，使其后方不宁，补给艰难。”
“待其师老兵疲，粮草不济，士气低落之时，我再以养精蓄锐之主力，由骁勇善战之将统率，寻机与战，可一战而破之。届时，敌前有坚城，后路被扰，粮草断绝，必溃无疑。”
奏疏的后半部分，则详细阐述了如何利用正在整顿中的驿传系统，为此战略服务：“……可令河东、太原周边州县，借助驿站快马，速递军情，使我中枢能及时掌握前线动向。同时，利用驿站网络，秘密传递指令，协调各地坚壁清野、袭扰粮道之行动。臣在张桥、蓝田试行新驿之法，传递效率已倍于往昔，若能在河东关键线路推广此法，于军情传递、指令通达大有裨益……”
最后，杨军才委婉地提到人选：“执行‘拖耗’之策，需大将沉稳有度，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且熟悉河东地理民情。刘弘基将军久镇河东，殷开山将军刚毅善守，屈突通将军老成宿将，皆可胜任。至于最终破敌之主将，则需勇决果断，善于捕捉战机……”
这份奏疏，避开了直接推荐谁为主帅的敏感话题，而是着眼于整个战略层面，提出了一个清晰可行的“先守后攻、拖垮敌人”的总体方案，并将人选要求隐含在战略描述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巧妙地将正在推行的驿传改革与军国大事联系起来，赋予了新驿制以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之前“擅改旧制、无甚大用”的指责。
李世民阅后，拍案叫绝。“杨兄此策，深得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精髓！不仅谋战，更谋政、谋交！”他当即带着这份奏疏入宫觐见李渊。
在李渊面前，李世民没有纠缠于具体人选，而是将杨军的战略方略清晰陈述，并着重强调了利用驿站系统保障军情畅通、协调各地行动的重要性。他最后道：“父皇，此策乃兵部驾部郎中杨军，基于详实军情舆图所拟。杨军虽年少，然其于洛阳之战后勤保障、驿传整顿之中，已显务实干练之才。此番所献方略，儿臣以为切中要害。至于统兵之将，刘弘基、殷开山、屈突通皆国家柱石，无论哪位挂帅，只要能贯彻此‘先固守、后反击’之策，必能破贼！”
李渊仔细听取了李世民的陈述，又亲自翻阅了杨军的奏疏（关键部分）。他对于战略部分频频点头，尤其对“结好突厥、迟滞其援”和“坚壁清野、袭扰粮道”两点深以为然。至于驿传之事，在军国大事面前，似乎也显得不那么“擅改祖制”了。
数日后，李渊下诏：以齐王李元吉为太原道行军元帅（挂名），以老将裴寂为副元帅（实际协调后勤政务），以刘弘基为河东道行军总管，率军三万，即刻北上，增援太原，务必守住雀鼠谷，阻敌南下。诏书中明确要求，采取“固守险要，清野疲敌”之策，并令兵部驾部协理河东军情传递事宜。同时，秘密派遣使者携带重礼北上突厥。
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李世民的意愿（以刘弘基为唯一主帅），但这个结果已属不易。齐王挂名是给皇室面子，裴寂副之是平衡朝中势力，而实际统兵作战和贯彻战略的，则是刘弘基。更重要的是，李渊认可了“固守疲敌”的战略基调，并且给了兵部驾部（也就是杨军）一个参与军务的正式名分。
消息传到秦王府，众人稍稍松了口气。杜如晦对杨军道：“杨兄此奏，一举数得。既为殿下在河东战事中争取了主动，又顺势将驿传事务与军国大事捆绑，化解了部分非议，更展现了兄之大才。陛下虽未明言，然心中对兄之分量，必又加重几分。”
杨军却无太多喜色，他更关心的是具体执行。“战略虽定，执行却难。刘弘基将军能否顶住压力，坚持‘固守疲敌’之策？齐王年轻气盛，裴监又非知兵之人，若他们急于求战，或受宋金刚挑衅而出击，恐坏大局。此外，袭扰粮道、坚壁清野，需要地方州县紧密配合，协调不易。我们通过驿站传递指令、收集情报的设想，在河东能否顺利铺开？”
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河东局势复杂，各方势力交织，远非长安这边可以遥控。
李世民沉吟道：“刘弘基老成，当知利害。我会去信与他，详细说明此中关节。至于地方协调……杨兄，你既已被诏令协理军情传递，便有权以兵部驾部名义，行文河东相关州县，要求其配合军务，定期通过驿站上报地方情势、粮储、贼踪等信息。你可借此机会，将我们试行的那套驿站汇报制度，在河东军前推广开来，不显山不露水。”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以配合河东战事的官方名义，将信息收集网络铺向战区，合情合理，任谁也无法指摘。
杨军精神一振：“殿下此议甚妙！臣即刻去办。可遴选几名精通驿务、熟悉文书的得力之人，以‘兵部特派协理军情传递’之名，前往河东前线及主要州县，协助当地整饬驿站，建立快速军情传递通道，并暗中收集汇总各方信息。”
“人选要可靠，章程要严密。”李世民叮嘱，“此事关乎战局，亦关乎我秦王府日后对河东的掌控，务必谨慎。”
“臣明白。”
接下来的日子，杨军更加忙碌。他一边要应对朝廷对驿传改革的“查核”，确保张桥、蓝田两个试点不出纰漏；一边要以兵部驾部名义，紧锣密鼓地筹备向河东铺开驿传军情网络。薛仁贵再次被委以重任，负责护送选拔出来的几名“特派协理”秘密前往河东，并与已经在河东的秦王府旧部取得联系，暗中协助。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东宫方面显然并未因河东战事的紧迫而放松对秦王府的压制。就在杨军派出的第一批“特派协理”悄然离开长安的次日，御史韦挺再次上疏，这次弹劾的焦点更加具体：他声称接到“商民”举报，蓝田驿新驿丞赵某人（即赵文书）“勾结地方无赖，强买强卖，欺凌过往客商”，并附上了几份按有手印的“状纸”。同时，再次质疑兵部驾部在河东战事中“越权干预地方驿传，耗费国帑，其心叵测”。
这一次，弹劾的指向更加阴险，直接试图将杨军和他派往河东的人“污名化”，并阻挠其借助战事推广驿传新制的意图。
朝堂之上，风云再起。杨军知道，自己和他的驿传改革，乃至背后秦王的布局，正面临着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河东的战火在远方燃烧，而长安朝堂上的硝烟，也同样浓烈。他必须同时在这两个战场上，都找到破局之道。